北京（亚洲新闻） - 中国经济体系中的债务正呈级联式累积。地方政府未能按时向受其委托建设道路和工业园区的国有企业（SOE）付款；这些国企因资金短缺，转而拖欠私营分包商的款项；与此同时，大型私营企业集团和国有企业集团也纷纷拖欠小型供应商的应付款项。为了继续经营，这些企业往往不得不向银行借债，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则因此背负了大量不良贷款。
近几周，北京决定对这一链条的两端同时采取干预措施：一方面发起了一场针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整治行动，另一方面加强了关于付款时限的规定，要求大型企业将供应商的最长付款期限控制在60天内。然而问题在于，偿还这些债务所需的资金往往根本不存在。因此，迄今为止采取的措施可能仅仅是将损失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而无法真正减少债务总额。
9月初，财政部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即共产党主要的内部监督机构）联合通报了六起涉及不同省份地方政府未能削减其所谓“隐性债务”的案例。该术语指代某些表外负债，特别是通过地方政府控股的融资公司产生的负债；根据北京方面采用的标准，这些负债实际上属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范畴。
缺乏收入来源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天文数字般的债务水平，主要源于其收入的下滑。多年来，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向开发商出售土地来筹集资金，但2020至2021年的房地产危机切断了这一收入来源。2026年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1%以上，而上年同期的数据已出现大幅下滑。如今，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仅靠自身收入来覆盖各项支出；事实上，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平均财政自给率仅为56%。即便是一向财政盈余的上海，也无法仅靠自身收入覆盖所有开支；而作为最富裕省份之一的浙江，2025年结束时也出现了3600亿元人民币（约合472亿欧元）的赤字。目前，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占到省级预算支出的42%，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37%。
面对严重的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出现了拖欠款项的情况。据《财经》杂志援引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公共部门拖欠企业的款项总额已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8%），其中4.5万亿元已逾期。这些债务主要源于基础设施项目，拖欠款项引发了连锁反应，波及包括供应商及分包商雇用的工人在内的各方。中国人民银行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一些大型企业虽有能力按时付款，却选择不予支付。这种做法迫使供应商背负银行债务，实际上是将企业自身的部分融资成本转嫁给了供应商。
然而，在这条债务链的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地方政府被要求继续支持经济增长与就业；为此，即便当地企业经营困难，他们仍努力维持其运营。当利润率下降时，对企业而言，推迟向供应商付款便成为一种特别划算的融资方式，付款周期也随之延长。加强监管虽能遏制某些滥用行为，但不足以打破这种导致新债务产生的机制。
这场财政危机也给各类工业园区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些园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并享有税收减免及其他优惠政策。中国拥有各类工业园区超过8万个，其中许多园区多年来一直面临土地闲置和厂房空置的问题。许多园区的开发资金来源于地方政府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所借的贷款。但如今，这些特殊目的公司难以按时偿还贷款，因为工业用地的售价越来越低。此外，2024年生效的新规还禁止通过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来吸引投资——数十年来，各省正是通过这些手段相互竞争的。
谁来承担损失？
因此，为了筹集必要资金，地方政府转而发行债券。依靠北京批准的特别措施和专项银行贷款，从而积累了新的债务。当这些资源也耗尽时，便转而采用实物抵债的方式。例如在贵州，某县公安局通过移交70套公寓，结清了一笔价值2600万元的合同款项。
但在其他情况下，部分损失则被转嫁给了债权人。同样位于贵州的安顺市某区林业局拖欠一家上市公司近23亿元债务；该上市公司于7月同意达成和解，将债权金额削减至约14亿元。这笔款项将部分以资产形式在2028年底前收回，这意味着公司将承担37%的损失。《财经》还指出，存在一些案例：即使债务尚未偿还，在会计账簿中却被标记为已结清。
关于隐性债务的官方数据之所以好转，主要归功于一种类似的“金融炼金术”：即对债务进行重新分类。通过将隐性债务转化为债券，其总额从2023年底的14.3万亿元降至2025年底的6.5万亿元。然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负债规模超过了71万亿元。在粤开证券监测的2100多家此类公司中，没有一家能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实现盈利。央行针对缓解拖欠款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也遵循类似的逻辑：鼓励大型集团通过贷款和债券获取新信贷，以支付供应商款项，其结果是将部分债务从小企业转移到了银行身上。
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向《华尔街日报》解释称，国家对银行和资本流动的控制，使中国能够防止财务困境升级为足以拖垮整个体系的金融危机。然而，这些负债并不会凭空消失，终究必须由某一方来承担，例如通过提高税收或降低家庭收益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