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信发表后，中国天主教会内外各界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响。这一切，也都在预料之中。同时，官方和地下教会团体都为教宗的信欢呼鹊跃、再次向教宗和圣座表示忠诚。而官方教会的主教们，因国家机构的严密监控而反应十分谨慎。

       教宗用“真理和爱”呼吁中国教会合一、要求保障宗教自由的信发表几个小时后，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了极其简短的声明，在没有针对信的本身作出分析的同时只希望梵蒂冈不要为中梵对话再制造“新的障碍”。声明中，政府再次重申了同梵蒂冈展开恢复外交关系对话的必要前提条件（任命主教和台湾问题）。而这封信，被人们喻为是教宗致函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最出色的一封。

       专家们指出，这一“谨慎的”方式已经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事实上，中国过去历来对梵蒂冈针对中国的行动采取强硬的立场。最典型的，是二OOO年封圣后。在封圣前后，北京掀起了大规模的指责梵蒂冈运动、矛头直指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本人、逮捕地下教会主教和严密监控官方主教。“平静”而不安的回答（重申了二十年来不断重复的两个前提条件），充分显示出政府对教宗指出任命主教问题上所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真正的宗教自由的要求感到不安。

       而这一次，中国方面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教宗信发表前十天，原稿就已经递交给了中国政府，以示圣座的“礼貌”。一些专家认为，“谨慎”的反应说明了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其中，有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有人则希望维持斯大林思想状态，严密控制教会。

       过去，就曾经出现过外交部与宗教局立场观点不同的情况。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即教宗信即将发表之际，统战部在北京郊区怀柔度假村召集官方主教开会，要求他们“平静”对待教宗的信。而政府，却采用了温和的态度回应。

       在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出席了会议，并在晚宴上表示，“我们已经喝了茅台，不再需要外国洋酒了”。这句话，无意是在强调国家教会和独立教会的重要性。教宗不仅严词拒绝，并指责这是违背教会道理的。

       获悉教宗的信后，官方和地下教会的教友们都充满了喜悦。一名北京的教友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他们不希望我们表现出喜悦、表现出与教宗的合一”。“这封信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非常喜悦教宗明确地谴责了爱国会（毛泽东亲自授意下成立的专门控制教会、通常由平信徒，甚至根本不是天主教徒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

       平信徒们最关注的问题中，包括了对家庭的着重强调，同时，还有撤消（地下教会）主教和司铎的一切特权、要求全体主教成立必要的和典型的天主教会的教区机构——教区、牧灵委员会等。

       为了平息主教和平信徒们的兴奋之情，爱国会领导人刘柏年宣布爱国会将不会讨论教宗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此举，使教会很难出版发行这封信。此类刊物的出版，都需要政府的批准。刘柏年还表示，天主教徒可以“从网上下载（教宗的）信”。但是，就在教宗信发表的这几天里，中国电脑很难打开梵蒂冈的网站。

       迄今为止，官方教会的主教尚未发表任何正式声明。可能是因为教宗明确拒绝爱国会控制教会，令他们感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