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4/2017, 18.58
梵蒂冈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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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闻研讨会:司铎们讲述的中国教会的问题和挑战

对教会活动的军事化控制、逮捕、强制拘留、内部丑闻和攻击、一些主教的双重身份、中国和梵蒂冈关系的混乱。缺乏宗教自由。按照司铎的讲述,这是今天中国教会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北京禁止他们参加研讨会;一名演员阅读的书面见证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对宗教活动的“军事化”控制、每座圣堂里设置固定电话监视神职人员和教友;逮捕、将司铎软禁在家或者拘禁,加上中国教会“内部”问题,如“长上们严重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丑闻”、“兄弟之间彼此攻击”。还有一些主教的“双重身份”(圣座批准的主教和爱国会内部的领导作用),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关系的老问题。这是中国部分司铎在今天下午宗座传信大学礼堂举办的“中国:十字架是红色的”研讨会上的见证中提到的一些问题。

            三十四岁的意大利演员、导演和创作人大卫∙费拉里宣读了四位分别来自中国中部、北部和东北地区(地下团体)、南部(官方)教会司铎们的见证。亚洲新闻曾经向他们发出了参加研讨会的邀请,但中国当局没有给他们必要的签证,实际上禁止他们启程。但他们仍然让与会者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为我们寄来了书面的牧灵经验见证。

            一位中部的司铎表示,中国地方教会的情况“越来越艰难”,尽管各教区的情况不同,但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中国政治权离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想向世界展示中国有自由和民主”,但“却对想要民主和自由的人加以严密的控制”。“中国天主教会被视为一个被封锁、控制、被政府监视的对象”。

            各种宗教活动前,军事巡逻和警察增加,司铎和主教们受到审讯。“如果是重大的宗教活动,例如主教祝圣,他们还会封锁大街小巷,甚至整个街区”。还有“每个教堂都有摄像头”,政府官员们“一旦被发现上教堂”便会影响他们的升迁仕途。“中国的各个教区都是这种情况”。有的主教和司铎“迎合政府的观点”,总是说共产党当局“爱听的”。“一些主教和司铎们沉溺于物质主义的世界”。

            一名北部的司铎谈到了“内在和外在的苦”:“外在的苦无非就是遭受拘禁、软禁、监视或参加学习;内在的痛苦往往是来自教会内部,诸如长上本性私欲的猖獗与神职弟兄的彼此伤害。基督宗教自创始之初就充满了坎坷,我们自然已经习以为常,并不感到奇怪。当今中国社会大的政治环境是无神主义主导文化领域,而传教士所面对的普通群众又都是多神崇拜与封建迷信。所以,身为传教士,既要懂得无神主义的一些思想,还要熟悉一些民间信仰与多神崇拜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传教生活中去面对不同信仰的人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期,我大部分时间是在乡间传教,所面对的多是普通老百姓。因人们长期在信仰上受到禁锢和压抑,心灵上很是渴望信仰,所以,在传播教会信仰时,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纷纷加入天主教的人仍是大有人在。也就是说,虽然无论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不如意,但是,作为传教士每每见到有人愿意领洗加入教会,我都是发自内心地高兴。当新教友跪在天主台前表示“我信”时,神父的心是无比的喜乐。因为,传教士的辛苦没有白费,见到果实自然高兴。当历史的车轮迈向二十一世纪时,我的传教生活也有所改变,不仅要为教会的重建费心操劳,还要面对诸多政治因素。因为作为天主教这样的宗教团体与所生活的国家扯上了理不清的关系,身为司铎本应与这些俗世的权利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恰恰相反,作为中国神父似乎注定要与官方有扯不断的关系。尤其是,在信仰上,作为司铎,忠于天主教信仰、捍卫罗马教廷的首席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作为俗世的权利常常将罗马教廷视为海外世俗权力机构,而常常以国民的义务要求天主教神父在信仰上有所改造,这实在是一个困难和挑战。天主教信仰本来属于精神生活的领域,俗世的政治权利所追求的是物质世界的领域,彼此本不应该有任何冲突,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产生无端的困难和冲突,这是困扰身为中国传教士良心的最大痛苦。人们若是能够理解生活在中国大陆教会的困境,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主教,即便是地下主教也希望中国与梵蒂冈教廷早日达成协议甚至建交。人们若是以为中梵签署协议或建交就万事大吉了,那就太天真和幼稚了。因为,中国的皇权文化总想使天主教“中国化”,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课题;若不能保证天主教信仰的原汁原味,中梵之间任何委曲求全的协议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东部的一位地下团体的司铎则讲述了一些主教的“双重身份”。指出“在某些教区,主教有着双重身份(教廷任命,政府部门爱国会的领导)事实上那些真心拥护教宗,真心爱教会的教友是不太欣赏这些双重身份的主教的。可是没有办法,但困惑依旧存在。另外有些地方的主教,一开始勇敢忠贞,后来由于压力放弃原则,妥协加入爱国会了,答应一些条件了,与非主教共祭了……。教友们该怎么办,神父们应该怎么办,哪一个是他们真正的牧人。混乱还不止这些,许多教区的年老的主教一个个地离开人世,这些教区就成了没有牧人的教会。教廷似乎也没有及时任命新的主教,最多只是过渡性的任命一位署理(权力和职能有限),无法更好的管理教区。最后有些教区只有官方教会,非官方教会由于没有主教,甚至连署理都没有,就自生自灭了。许多教友看到这样的问题倍感痛心与焦急,请普世教会为此代祷”。

            最后,一名南部的官方教会司铎描述了与地下团体的“疏离感”。“这几天和全国各地教友组成的朝圣团在西班牙葡萄牙朝圣,因为这朝圣是由地下神父发起组织的,所以参与的教友便多是倾向“地下教会”的教友。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地上教会”神父与教友们刚开始的交流中便会因为属于“地上”而感到些许难堪。原来那种在信仰团体有意疏离感,会让我这心灵敏感的人很痛苦。事实是,爱国会与我们神父无关,我们又没任个一官半职。作为神父在教会内为天主子民服务,时刻背负的却是“叛徒”,“不忠”之名。地下神职又善于利用这一点来拉拢教友归向自认为的忠贞信仰”。“梵中关系,我自己感觉清晰教会方向比什么都重要。以近几年最著名的上海教区“七七见证”为例。教会期待的见证已经出现,这么多年在爱国会问题上的纠结,马达钦主教以清楚的“退出”表达了信仰态度。金鲁贤主教,范忠良主教相继去世后,教廷出于什么样考虑迟迟不肯宣布马达钦主教为上海正权主教?那怕宣布后他再如范忠良主教那样主持“地下”,总比现在被演化成今日的难堪局面为见证教会信仰有利的多。中国人需要信仰,需要真理的光芒。梵中目前还在继续的谈判,我真不希望让中国教友们感觉到信仰在无神面前可以让步,自掩光辉。毕竟是我们生活在腐败官员可以明目张胆掏空百姓口袋金钱的不信神的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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