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主教越来越成为爱国会的囚徒

作者 Wang Zhicheng

控制教会的机构只将赞颂中国教会独立于圣座的角色留给北京主教。教宗信后，爱国会再次企图让官方主教服从；对官方和地下主教进行压制迫害

北京（亚洲新闻）—在北京天主教友的眼中，首都的主教俨然成了中共和爱国会的猎物。近几个星期以来，北京主教继续捍卫爱国会“高举爱国爱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坚持服务社会、坚持民主办教”的政策。第一点，非常接近教宗本笃十六世历来强调的——好的天主教友也是好公民；第二点，却宣扬爱国会历来坚持的将中国教会独立于圣座。为此，教宗在致中国天主教友的信中明确指出，爱国会的思想与天主教教义无法调和（参见教宗信第七号及注解36）。

李山主教，经过圣座批准于二OO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晋牧。但近几个月以来，越来越驯服于监督教会服从党的机构——爱国会。

许多北京教友认为，主教似乎把自己的牧职让给了爱国会副主席，平信徒刘柏年。在圣保禄年闭幕及司铎年开启之际，北京主教仅限于向“奉伯多禄、保禄为主保的神父祝贺瞻礼快乐”；“宴请各位神父，为他们祝贺瞻礼”。

而刘副主席，却在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举行的“圣保禄年神学研讨会”上，向“来自各地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友代表20余人”发表讲话，邀请大家《效法保禄宗徒，加强神学研究，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本地化教会》。北京教区天光报的网站http://www.tianguangbao.org/09.7.1/1.htm，几乎全文照登了刘副主席这篇“措词严谨”的讲话。其间，他分四点“对圣保禄宗徒的基本思想和精神进行总结和阐述”。第一，“圣保禄宗徒的适应精神：……保禄宗徒传教的出发点就是‘适应’。……使其在福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迎刃而解。这种从适应出发的传教精神，正是中国教会所奉行的原则”。第二，“圣保禄宗徒处理政教关系的原则：法律与义德的关系：服从人立的一切制度”。第三，“圣保禄宗徒的团结观”。第四，“圣保禄宗徒的灵修”。

刘柏年强调，圣保禄“‘谴责党派的纷争’。勿容讳言，今天的中国教会出现了一些分裂现象，存在‘地上’、‘地下’的问题。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一些反华势力的支持下所造成的。这对于中国教会的福传事业，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通常，中共文件中，梵蒂冈被喻为试图打着（虚假）宗教旗号干预中国生活的“西方势力（或者外籍势力）”。

刘副主席在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主办的“圣保禄年神学研讨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马英林——圣座声明的非法主教主持了开幕式，并介绍了举办这次保禄年神学研讨会的重要意义。“期望神职弟兄在司铎年到来的时候，要更深刻理会圣保禄精神，反省司铎使命，更好地履行司铎职责，为中国天主教的圣善事业贡献力量”。

李山主教甚至没有在司铎年发表一封致教区司铎的信。只是在捍卫中国教会独立于梵蒂冈时，爱国会才让他讲话。

六月十日至十二日举行的北京市天主教第九次代表会议上，李主教向“来自北京市区、郊区的神长教友代表230人”发表了题为《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努力推进北京天主教福传事业》的工作报告。

在分为三大部分的讲话中，李主教“分别从过去五年的回顾”、“基本经验和今后五年的任务出发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一部分中，强调了“爱国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自身建设与民主办教不断加强”、“服务首都、服务大局、服务社会做出新贡献”……。而四条基本经验中，最重要的是“高举爱国爱教旗帜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坚持服务社会、坚持民主办教”。

这篇慷慨激昂的讲话后，李山主教当选为北京市天主教两会——北京市天主教爱国会、北京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主席。

近年来，中国官方教会的主教几乎全部与圣座和解。教宗于二OO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发表的致中国天主教友信，促进了许多政府承认的主教与地下主教合作。

但恰恰因为教宗的信，加之因此中国主教重新合一，中国政府统战部和爱国会掀起了连续几个月的系列活动，旨在让官方主教们重新服从。统战部和爱国不断召集会议；强迫他们参加各种学习、聚会和政治课，甚至使他们无法正常履行牧职。主教们之间都无法相互见面了，处于孤立状态，任凭各级爱国会秘书长的摆布，参加统战部和宗教局监督下的会议、接受洗脑。

香港退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认为，中国当局正在对官方教会进行迫害。同时，全体政府不承认的地下主教被软禁或者在警方的手中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