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梵蒂冈仇恨社会主义”。但是，梵蒂冈“把打开中国的大门，视为传播天主教的‘新千年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他们希望继续充当反共的急先锋，捞取政治资本，挽救他们日益边缘化的‘世界中心’地位”。“现在，古巴的归他管，越南的归他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不听他的”。

       上述措辞强烈的定论，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作出的。

       三月十三日刊登在《南方周末》上的这篇访问记中，叶小文以极其强烈的措辞抨击梵蒂冈和本笃十六世。鉴于这篇文章的出版时值中国代表团在罗马同圣座国务院举行会谈，商讨恢复一九五一年随着驱逐圣座大使而中断的中梵关系之际，其意义则更加格外不同。

       那么，许多人都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代表团在梵蒂冈商讨未来外交关系之际，中国政府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官员却在国内继续宣扬此类陈旧和封闭的立场？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国领导人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人愿意推动最大程度的开放和自由；另有人则继续抱定了毛泽东思想和斯大林主义。还有人认为，按照中国传统，北京只是在玩弄两面派。按照这种观点，中国代表团的来访以及北京对外交官的关注，只是因为要在北京奥运之际让梵蒂冈“老老实实”。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向亚洲新闻通讯社表示，“你们等着瞧吧，过了奥运会，一切都会照旧”。

       在长篇采访中，叶小文谈到了“和梵蒂冈的冲突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他认为，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虽然表示要撤销过去对中国教会的一些指令，取消给地下主教的所有特权，和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看上去教廷的姿态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总体上是消极的，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正如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天主教的教会观察家（作者注：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在谈到牧函时表示，‘牧函的发表，表明教宗走上了和北京对抗的道路’。牧函在中国教会内部制造新的分裂和混乱，挑动中国天主教徒绝对地和教皇站在一起，逼迫他们再次在党和教之间做选择”。

       教宗本笃十六世信“更危险的是，公开否定爱国会、否定主教团、否定独立自主自办原则”。

       教宗在去年六月发表致中国天主教会的信中，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宗教自由，特别是任命主教。因为，这“涉及教会本身的中心”。强调此类责任不是“政治当局不正当地干预一个国家的内政和损害一个国家的主权”。

       但是，叶小文坚称“坚持自主自办原则是民族的最高利益”。

       专访中还谈到了其它“政治问题”，如台湾问题。宗教局长表示，“梵蒂冈承认台湾伪政权，实际上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惟一合法政府”。最后，他强调，“如果有人要绕开政府私自和梵蒂冈联系，看起来是从宗教感情出发，其实是头脑中缺乏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观念的表现”。

       另外一个热点问题是二OOO年的封圣。梵蒂冈“不顾我们的反对，在我们的国庆节，搞了个‘封圣’，将那些当年被农民处决的传教士，全部封为‘圣人’，这些‘圣人’中，有的放荡无耻，有的劣迹斑斑”。

       至于传教士们在十九世纪的活动，许多曾经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中国历史专家充分展示了传教士的价值；纠正了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指责。但叶小文却继续持此类观点。很遗憾，中国政府禁止出版此类研究著作。（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