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亚洲新闻）—读过Gianni Valente在《30天》（二OO九年十二月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后，作为中国大陆司铎，我感到应表达我个人就文章所涉及的两个问题的意见。

       我认识保定教区和香港教区；接触过保定教区助理主教安树新（方济各）和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我将两位都视为效仿的榜样。现在，我是中国的本堂司铎、为教会服务，努力将教宗本笃十六世二OO七年的信付诸实施。鉴于目前情况，我感到有责任表达我个人的意见，从而为中国教会做贡献。我愿意接受各种坦诚的意见，因为我爱教会。

       与政府的艰难关系

1）我无法相信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会向安主教施压，让其放弃地下状态、与政治当局合作。事实上，圣座让每一位主教在其各自辖区内自由行动；没有强迫中国主教为拒绝爱国会作出英勇的见证。而爱国会公然宣称的目的是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管理教会”。近年来，我看到了多位地下主教试图走出地下状态，例如齐齐哈尔主教魏景仪、凤翔教区主教李镜峰。李主教以其特有的见证和坦诚，得以让自己的地方团体获得合法性。时至今日，魏主教仍在努力从中国政府处获得其主教身份的合法化。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按照教宗信中所作出的指导，让每一位地方主教自由决定。特别是在牧灵使命处于艰难和复杂的局势下，“传统牧灵指导‘不可没有主教Nihil Sine Episcopo’如终是有效的”。

个人经验告诉我，地下团体的合法化绝非易事，尽管希望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圣座期待这样。为此，国务院竭尽全力但仍遇到了巨大障碍，也是地下教会在与政府关系中所遇到的同样的障碍：事实上，政府试图只让“独立的教会”合法化。可实际上，这是远离我们的教义的。教会怎么能接受此类谈判呢？正如教宗信中重申的，他们“凌驾于主教之上、以领导教会团体生活……并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

教宗信发表后，许多人表示对教会和政府之间关系感到乐观，希望立即看到积极的结果。事实上，胜利并不仅仅在于与政府的民事关系，而在于教宗旨在修复教会合一的明确意图。作为一名地下司铎，我非常渴望能够在中国社会中履行我的职责，在我的朋友、我亲爱的童年玩伴面前见证天主公教信仰。但我觉得接受地下状态的牺牲就如同耶稣接受了十字架，在耐心、祈祷、宽恕中接受在天大父的意愿。

       保定事件

2）由于缺乏通讯，复原安主教事件详细过程是困难的；对保定教区的生活也是没有必要的。继续讨论他出狱的原因或者接受爱国会副主任一职，只能给教区造成进一步的分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信中写道：“圣座在重申了原则后，让个别主教来决定，因为主教在听取了其司铎们的意见后，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情况、衡量具体的选择、评估给教区团体内部可能带来的后果。最终的决定，也可能无法得到全体司铎和教友的同意。总之，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即便是很痛苦的，也要接受，从而维护教区团体与其牧者的合一”。圣座重申了安主教的权威，任命他为教区助理主教。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教区团体的合一，司铎们应该将个人的不同意见搁置起来服从。安主教是我们的“大哥”：谁能评断他？就个人而言，我不赞成他出任爱国会副主任的决定，尽管他是出于良好的意愿才这样做的。总之，我不能不谈到一些具体的情况，特别是他本人指出的。安主教表示，他是在读了教宗的信后接受上述职务的。如果他不接受，就会看到任命代替他的人，一名新的不合法主教领导教区。据我所知，安主教曾试图征求他的司铎们的意见，但许多人根本没有回复他。最后，他也就没有必要服从大多数的意见了，而是服从自己的良心。安主教错了吗？可能，但我不觉得应该谴责他。圣伯多禄也犯过错误。谁能否认安主教爱教会？借着圣座的声音，上主将地方教会的牧职交给了他。我认为，保定教区的司铎们对安主教的错误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坚持拒绝接受他的权威、让他成了孤家寡人。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制造了安主教的错误。我衷心祝愿保定教区亲爱的兄弟们紧密地围绕在主教身边；一如既往地，特别是象一九九五年那样与主教和谐合作。

陈枢机的帮助

3）感谢圣座和生活在中国以外的基督内的兄弟们，尽管仍倍受无神论-政治的威胁，我们维护中国教会与伯多禄共融的努力已获得了成功。这一中国教会的成功，展示了圣座的智慧、验证了圣神在中国天主教徒内的作为。教宗二OO七年的信，是宗座对中国福传充满信心的标志。感谢《纲要》和陈枢机对教宗信的《解读》，中国司铎们可以深化教宗对他们的任务和目标作出的指示。事实上，这封信后，中国的两大团体开始逐渐接近、合作。尽管存在政治障碍，但我们已经准备好修复教会的合一。

陈枢机应得到尊重，鉴于他的声音回荡在整个世界，所以他不仅对香港十分重要。他是人权和天主教会合法性的卫士；他就理解教宗信的讲话和“指导”旨在为忠实于教宗的意向做贡献。他的声音和他的工作能够为中国牧灵提供宝贵的服务，因为他教导我们如何在具体情况更加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落实教会的原则。只要不被视为另类的、违反圣座机构的声音；也不能将其视为正式的，好象香港的荣休主教可以发挥中国主教团的补充作用。这也正是某些人试图这样给他冠以的。由此将给中国天主教徒造成混乱、给他们提供一个坏的服务，这诚然绝对不是陈枢机所期望的。

此外，陈枢机既关心地下团体的司铎、也关心官方教会的司铎。一九九九年在比利时，他还鼓励他们共祭，并解释说，“与同教宗共融的主教和司铎共祭是合法的。尽管他们得到民事当局的承认；与国家要的、同教会机构不相干的组织保持关系，只要他们的承认和关系不违背不可放弃的信仰和教会共融原则”。陈枢机的话与教宗的话是和谐的。

4）所需要的是无论中国大陆内外的基督内全体兄弟的坦诚合作，帮助中国教会修复完全的合一。任何无益的指责不仅不益于教会，还会不自觉地成为中国爱国会的工具。在中国，为了修和，我们应该促进宽恕和殉道的精神，即愿意为天主的意愿以及教会的合一献出生命。我们应该不断更好地学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留给我们的对话的方式，直至我们可以共同说“在天的大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