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5/2012, 00.00
梵蒂冈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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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洛尼枢机:教宗给中国教会的信期待回音

作者 Card. Fernando Filoni
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斐洛尼枢机撰文谈教宗给中国天主教徒信发表五年来的感想。枢机的分析中,指出了官方和地下教会基督信徒合一的困难、宗教自由遭到侵犯、圣座与中国对话的部分积极征兆的转瞬即逝。发出对话的新邀请

梵蒂冈城(亚洲新闻)-努力让中国(官方和地下)教会的共融成熟起来;建议中国政府开启与圣座"开放和率直的对话":这是以下刊登的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费尔南多·斐洛尼枢机文章中较为重点的内容。文章中,多年在香港圣座办事处工作,因而十分了解中国的斐洛尼枢机概括了教宗给中国天主教徒信发表五年来的情况。尽管向北京展示了开放、提出了建议,从未得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回答。

       部长透露了官方和地下教会为修复合一所付出的艰辛,但更担心的是宗教自由、教会信仰的完整性。这一完整性,因非法主教祝圣、对教会生活的严密控制而受到了威胁,构成了"圣座与中国的关系......之间的......绊脚石";令愿意为祖国发展作出贡献的中国天主教徒倍受煎熬。斐洛尼枢机也谈到了这五年里"有些积极的讯号,曾一度泛起期望盼",如中国交响乐团和上海歌剧团为教宗举行的盛大音乐会,但此类迹象"却转瞬减弱"。

       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的邀请是中国和梵蒂冈开启高层对话,从而为"结出和谐与平安的果实"作出贡献,"这果实远远超出圣座和中国所能预见的效益"。

       以下为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费尔南多·斐洛尼枢机全文(感谢香港《鼎》杂志):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函在中国的教会:五年后的反思

2007年对圣座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是关键的一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以及邓小平倡议(1977)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三十周年。我曾经在香港居住好几年(1992-2001年),一直关注在中国的教会的生活,当时教会正步出漫长和严峻的迫害。由于职责所在,我数次前往北京,对中国的经济进展留下深刻印象,并对教会的未来寄以厚望。教会痛苦和忠信的历史,连同那些为信仰而受苦的精修者和致命者,散发圣德的芬芳。看来教会的苦难,不可能比以前,尤其比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时所受的苦还多。可是,教会不仅在内部,而且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仍要面对极大的挑战。中国与圣座之间的交往也困难重重,此关乎历史、文化、政治的层次,也涉及相互了解的难度,以及对问题看法的不一。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2005年逝世,他对访问中国的宿愿无法实现;然而,他所留下的丰富遗产:就是他对中国教会的热爱,对那些与伯多禄继承人失去圆满共融的人那份像父亲般的关怀,以及对中国人民的衷心欣赏和深情厚意,在不少场合中,我成为这些事实的直接见证人。2007年,本笃十六世彻底审察当时的情况,认为中国与圣座建立关系的日子,客观看来,不会太近,所以必须致力铺路的工作,首要的任务是公开表明:圣座面对中国教会复杂情况所持的态度;其次表明何种态度是中国教会本身从内部所期望的,以便理顺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最后圣座孕育了何种心态以面对中国政府。

在此背景中,诞生了教宗的函件《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于2007年5月27日签发。

 

圣座面对中国教会的复杂情况

经过多年的研究,圣座清楚地察觉到,在中国的教会整体上从未陷入裂教的情况。我在香港的时候,曾用一个模拟来形容发生了的情况。就历史而言,自起初中国的传福工作曾是忠于福音的:基督是唯一的泉源,而由这泉源诞生的教会,就好象一条清澈的河流,因地势的不平(历史的变幻),蜿蜒曲折。一九五零年代的政治地震使这条河的生命起了扭转乾坤的变化。因此部份河水渗入地下,另一部份继续在地面流动。按模拟而言,教会的一部份成员不接受妥协和政治控制,而另一部份则为了存在性的考虑而予以接受。有人会问:这两股水流会否有一天自由地、公开地汇合?当然,在基督圣心慈爱的浩瀚海洋里,最终会殊途同归。但是,在历史过程中,在中国的教会有可能再一次出现有目共睹的合一吗?

正如前文(第二段)所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信函的目的,是就教会在中国的生活和福传工作提出指导思想。该信函的主要目的并非政治性的。根据教宗,中国教会应在自身内重拾迈向修和的意志和力量,而当务之急,就是消除成见和干预、分裂和默许、彼此憎恨和互相蒙混行为,为此,必须踏上真理、信任、净化和宽恕的旅程。

所涉及的主体包括四方面:所谓「地下」团体,即未经官方政权认可的教会团体;以及所谓「爱国」团体,即获得政权承认团体;还有圣座以及北京政府。

事实上,这些主体相互牵动,而形成多边关系,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明智的和轻率的、审慎的和粗暴的。因此,修和之旅将难以实现,假如圣座和北京之间缺少了与此旅程同步进行的对话,对吗?

 

两股「水流」之间的对话

按初步分析,我们要承认,教宗信函所表达的期盼遇到重重困难,此乃源自外来的压力,也出于这两股「水流」之间的误解。经历数十年的分隔,彼此之间已挖掘了鸿沟,又建立了围墙,因此,对教会内部造成的创伤,至今仍然存在。

鉴于寻求真理是对话的前提,由此而导向宽恕与修和。正如教宗所言,在持久冲突的状态下,不可能为当前问题找到解决方案,那么,中国教会的两股「水流」务须正视这一点,只要两者回到对伯多禄继承人的忠贞和服从的基础上,死结便可迎刃而解,只有他(教宗)才是信仰统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见的中心与基础(参阅梵二,〈教会宪章〉18)。

 

圣座与中国政权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教会的信函中,一开始便强调现有的问题不可能在圣座和北京政权持久对立的情况下去解决,为此,信函开宗明义作出明确和公开的声明:「随时准备作相互尊重及建设性的对话」(n.4)。迄今,如此明示的善意和开放从未丝毫减弱。当然不论是圣座或中国──一个崛起的大国,双方行事的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不禁会问:难道寻求解决方案便遥遥无期吗?

从圣座角度来看,要进行对话(不但与中国,也与世界其它每个国家),该先创造甚么条件?首先,有些条件是先决性的,例如:互相信任、平等对待、确立意愿,即愿意进入对话,以及遇上困难时仍愿意持续对话。圣座遵循教会建立者(基督)的意愿,维护教会的四大特性,作为对话的准则。这些特性是指:至一性,包括主教之间的合一,与教宗的合一;至圣性,包括牧者们的堪当性和适合性(译按:天主教法典377第2项);至公性(又称普世性),包括全部和完整的信仰;从宗徒传下来的特性,意谓教会的根源和架构与宗徒的承传息息相关。圣座也清楚意识到,这些特性是在每个民族的具体环境中体现和生活出来的,并密切地使真正的文化价值透过融入基督信仰得以提升。因此,在中国的教会如同在各国的教会一样,尽管在表述上各有特色,但常容许信友在实质上和感觉上,既成为十足的教友,也不失半点中国人的本色。

自从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函发表以来,已有五年之久,期间圣座与中国的关系看来是高低起伏。简而言之,容我列出最近出现在两者之间的三个绊脚石:

1.              2010年,北京当局主办全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此举使政府对教会的控制更形尖锐,尤其是三自政策的推行。与此相关,当局向所谓「地下」圣职人员加强施压,逼他们加入爱国会这个控制中国教会的机构,其目的是要使教会独立自办、失去其至公性和脱离教宗。同时,爱国会亦加剧对所谓「官方」教会的控制,操控他们的主教、神父、敬礼地点、财政和修院(例如:当局委任一名政府干部担任石家庄大修院副院长,导致修生罢课抗议)。

2.              严格控制主教的任命,导致屡次选出具争议性的候选人,甚至这些候选人在道德操守和牧民事工上都不合格的,却得到政权鼎力支撑。这些任命都是外表裹着选举的糖衣,为此,而事后参与者往往因事态严重,便立即以信件或其它形式(向圣座)提出反对。

3.              主教的祝圣,不管合法与否,都在礼仪中被逼接纳一些受非法主教的参与,他们的临在使被祝圣者和祝圣者受到良心的严重谴责。

或许有人未能妥善地接受圣座的一些反应,也许他们不解甚了解,也许他们没有顾及圣座之所以作出这些反应,无非是对一些固有的价值忠信地持之以恒,这些价值皆属教会的信理和教会的传统,这样,教会的原貌才可获保障。然而,归根究底,圣座的措施总是出自对中国天主教教友的真诚的和深度的尊重。

 

中国教会与国家

在中国的教会依据其由基督承受的使命,要求享有自由来完成使命,不愿受到政权干预;教会一方面遵守国家法律,另一方面尊重真理、正义和合作的原则。有一次,一位年长的中国神父对我说:「在中国,我们天主教教友所得到的自由,只不过是笼中鸟的自由!」事实上,在中国的教会并不要求任何特权,更无意取代国家的位置,当然也不想成为政治团体;一个是教会,一个是政治团体,两者彼此独立,互不混淆,但另一方面,教会却乐于为公益而作出贡献。

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中国情况里一直是严峻的。一些主教和神父遭到隔离,人身自由被剥夺,正如最近上海的一位主教马达钦所遭遇的一样。其实他祇是宣布了希望投身于全职牧民职务上,搁置那根本不相称于牧者的工作,在此事之后,个人和机构所受的控制加为尖锐,当局也比以前更轻率地施用洗脑及强压的手段。

当缺乏宗教自由时,或者宗教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时,难道整个教会不是有责维护中国信友的合法权利吗?而圣座不是有责率先为无声者发言吗?

 

教宗的信函面世已有五年,还有可能孕育希望吗?

罗马与北京之间的对话,已作多次尝试,但限度极大,这是有目共同睹的。真诚相对和彼此尊重的对话,确是众望所归,正如教宗在信中所期盼的一样。对话要求双方有直接和定期的交往,但二十多年来的接触,并未能产生预期的成果,反而在接触时,却不乏欠准确和欠完整的讯息、误解、指责和僵局。

有人会问:展开新方式的对话的时机到了吗?这对话方式甚至可以更为开放,更为对等,以至善意、信任和彼此尊重不为私益所破坏。圣座和许多国家都有开放和率直的对话,例如圣座和越南找到了双方交往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模式。北京与台北之间不是也设立高层次的特定委员会来处理相关的问题吗?难道不能盼望圣座和中国也可进行适当和坦诚的对话吗?

中国是大国,世界各处都有华人。自1978年以来,中国走上与世界接轨之路,有多少神父、圣职人员、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曾在世界各地的修院和天主教机构受培育!难道他们受人怂恿而忘了国本吗?也许他们被逼跟随一个违背良心的信仰?假如这些中国移民(为数不少)要求受洗,他们岂不享有其它受洗者同样的权利?在一个愈益开放、愈加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怎可想象:中国的天主教教友祇因为留居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被孤立起来?本人多次与中国的朋友交谈,他们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在自己的家乡里却因着自己是教友而蒙受羞辱,可是在其它地方却受到尊重和欣赏!中国政府能够对众多百姓的呼声充耳不闻吗?尽管在过去五年中,有些积极的讯号,曾一度泛起期望盼,却转瞬减弱。这使我想起一例,在2008年中国交响乐团和上海歌剧团为教宗举行的盛大音乐会,无论如何,那仍是非常正面的历史事实。

 

对教宗致中国教会的信函迈向更完善的解读

教宗致中国圣职人员和教友的信仍是有效的。五年以来,在中国教会所发生的事件重申这信函的价值、合宜性和现实性。过去因着踌躇、怀疑、恐惧和局限,拖慢了对牧函的认识和理解,但如今,新的局面出现了,使人更完善地理解教宗的信,这信既可成为在中国教会内对话的起点,又可促进圣座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对话。

教宗本笃十六世期盼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宿愿能够早日实现。十年前,真福若望保禄二世已宣称:「圣座期盼以整个天主教会的名义,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放对话的空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误解之后,彼此可以一起合作。」(信函,n.4)因此,圣座的期盼是一个对话,那对话能对中国天主教教友、忠信的中华儿女,展现出应有的欣赏,又能结出和谐与平安的果实,这果实远远超出圣座和中国所能预见的效益。教宗的信仍然是一个以宗教为主的文件,其目的是以真理和毫不含糊地,在中国教会内开辟修和之路。

因此,这宗座文件在我看来仍是了不起的依据,它突显教宗对真理和政治公义的热衷,以及他对天主子民的爱护;此外,文件又能把教会信理、政治视野和公众利益融会贯通,非比寻常。

教宗的信函正等待一个响应!

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

斐洛尼枢机

二零一二年十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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