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居住在中国的《亚洲新闻》消息人士，以近期在礼仪中听到的先知弥赛亚的话语为视角，重新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社群所遭受的苦难。从如今因日益严苛的禁止未成年人接受信仰教育而造成的深深创伤，到“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继续前行”的坚定信念，不一而足。

生活在中国，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沉浸在苦难与希望交织的节奏之中，这节奏既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种由被压抑的伤痛和尚未愈合的伤口、对未来的无限信心、对自我的深刻认知，以及——对基督徒而言——对信仰的虔诚所构成的节奏。这正是复活节的节奏。

有时，人们会敞开心扉，在亲密和友谊的时刻，他们的痛苦会流露出来。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插曲，只有一种感觉，一些未说出口的话语，一些细微的表情，却捕捉到了几代人积累的辛劳，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或许更早。“我母亲在20世纪70年代死于饥饿”；“我不能把你介绍给我的兄弟姐妹，因为没人知道我有兄弟姐妹。我们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像成年人一样生活，仿佛彼此不认识”；“我这辈子唯一想做的就是唱歌，成为一名艺术家，但这不被允许，所以我偷偷地学习英语、俄语，然后是意大利语，希望能逃离这一切，至少在我的想象中是这样。”

如此多的伤痛汇聚成一道单一的伤口，隐藏在深处，仿佛被一层面纱遮蔽，面对它，人们会感到悲伤、痛苦，以及深深的敬畏。

就像面对一个需要蒙面的人。

这道伤口也出现在某些肮脏简陋的房屋里，沙发和椅子上堆满了箱子和无用的物品。一种近乎令人动容的“非家庭文化”，尽管它如此鲜明。这是最艰难岁月遗留下来的“丑陋”，不仅存在于乡村，也常常出现在城市，那里的公寓楼里复制着乡村风格。

它既没有引人注目的外表，也没有迷人的美貌。

因此，伤口并未愈合，只是被科技、建筑的宏伟和安逸的表象所掩盖：“你觉得情况艰难吗？你应该早点体验一下；至少现在我们吃得多，休息得也好。”

旧伤叠新伤，例如禁止未成年人接受宗教教育。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禁止非官方教育的法律执行力度越来越大。就教会而言，这意味着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教堂，也禁止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任何形式的教育活动。这条法律正在被执行：我亲眼目睹一些教区因为有儿童在场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某些活动的照片而被关闭。

这条法律不仅仅是一种阻挠信仰传承的策略，它更甚于此；它是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加剧了原本就难以愈合的创伤。

让我们想想那些父母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家庭，他们对当年的迫害记忆犹新，在短暂的“意外自由”之后，却发现自己无法给予孩子他们曾经为之奋斗和抵抗的一切。

诚然，许多教会团体在组织秘密活动方面颇具创意，但这些未成年人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父母告诉他们信仰是最重要的，但他们不能在学校谈论信仰，也不能告诉朋友，如果有人问起，他们也不能透露自己是基督徒。

此外，除了秘密聚会之外，基督徒无法与同胞见面，这造成了一种孤独和疏离感。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恰好与他们想要传播的信仰的社会污名相吻合。在高中和大学里，老师或校长可能会打电话给基督徒学生，解释说如果他们坚持信仰，他们的职业生涯肯定会受到影响。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个饱经忧患、深知苦难的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种运动应运而生，它改变了节奏，将苦难转化为希望。

我曾经赞扬一位在地下活动前线的母亲的坚韧。我告诉她，即使看不到成果也能坚持下去的能力，非常鼓舞人心。她有些惊讶地回答说：“我们只有在天堂才能看到成果”，现在寻求成果并不重要。还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用英语谈论中国的总体情况，和我们同桌的是一位中国老人，他不懂英语，但他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打断了我们的思绪，平静地说：“别担心，你们太焦虑了，中国教会都在天主和圣母玛利亚的掌管之中，一切都会过去。”这番话没有丝毫英雄主义的成分，只有朴实无华：“我们很累，但我们祈祷，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继续前行。”

那时，你们的光芒将如黎明般升起，你们的伤口将很快愈合。你们的正义将走在你们前面。

在我看来，这些话语仿佛出自一位已然升入彼岸之人，一位将苦难视为生命伴侣，并且不曾止步于苦难，而是朝着逾越节的确定性伸出手，将痛苦转化为爱的人。

这时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们的使命：深入到人们的创伤之中，感受它们，将它们化为己有，并与他们一同转化这些创伤，从而在希望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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