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试一代人的生存防御战
今年6月，正值高考（大学入学考试）和中考（高中入学考试）的月份，为子女的未来感到焦虑的家庭们照例忙碌起来。然而，中国现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局限（包括其庞大的3.2亿“灵活就业”人员群体）正将昔日的梦想转变为单纯的生存挣扎。
北京（亚洲新闻） - 6月，是无数中国家庭的“赶考月”。月初的高考前脚刚走，中下旬的中考便接踵而至。
据报道，2026年全国参加高考的高中生达1290万人，而注册学籍参与中考的初中生更是接近1750万人。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在传统观念里依旧被视为“一考定终身”的关键时刻。不仅孩子们攥足了劲，家长们也竞相卷起了各种“玄学”。
考生的家庭恨不得举全家之力去托举孩子。他们在真假难辨的专业前景与“中考分流”的残酷选择里反复权衡，算分、估分，精打细算着每一步。
然而，在“新质生产力”与“人工智能”概念满天飞，学历快速通胀、写字楼岗位急剧收缩的当下，谁的心里都清楚：大学，早已不再拥有过去的含金量。
这场动员全家的博弈，不再只是为了“争一个锦绣前程”，而更像是在替孩子提前规避一场“毕业即失业”的生存风险。
昨天的高考和今天的高考
回望历史，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无数人通过这场考试改变了命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优胜者等同于捧上了“铁饭碗”：上学免学费、包住宿，国家按月发放生活津贴，毕业直接分配进入体制或国企。
如果说，当年的恢复高考是由于百废待兴、社会急需人才；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转型，高等教育也迎来了变革：
从90年代初开始试点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逐步推行“自主择业、双向选择”，到1997年高校全面推行缴费上学，彻底取消包分配；再到90年代末开启的大学合并与专业大扩招，高等教育逐渐走向“产业化”，巨型大学不断涌现。然而，教育的产业化并不能凭空创造出成比例的就业机会。
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和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萎缩，高校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延缓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蓄水池。当读书改变阶层的通道变得日益狭窄，“毕业即失业”开始从一种担忧，演变成残酷且严峻的现实。
白热化的竞争与3.2亿的“灵活就业”人口
地缘政治的摩擦、外资的撤离流转以及部分私企的倒闭或精简，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就业压力。从全国范围来看，以自媒体博主、自由职业、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及兼职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即所谓的“灵活就业”）的人口已达3.2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已超过20%。已成为容纳青年就业的绝对主力。
2026年的春招数据显示供需极度失衡：1270万高校毕业生，对应的应届生有效校招岗位仅有567万个。求职成本也在激增，应届生平均需要投递150至200份简历，才可能获得1个面试机会。
金字塔尖岗位竞争更是陷入了极端的内卷，不少热门岗位（如央企总部、互联网大厂等）的报录比甚至突破了1000:1。
这种竞争的白热化甚至蔓延到了基层。前不久，北方乡镇的一个普通基层岗位招聘，竟吸引了8908人竞争。
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光环被九千分之一的概率前彻底破碎，年轻人的退无可退。
从自由选择到被动防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躺平”一词的演变，恰好折射出青年人群体心态的变迁：从最初的自主选择到如今的被动防御。“躺平”最初是年轻人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自由解构。
2021年4月，一位网名为“好心的旅行家”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题为《躺平即正义》的博客。他分享了自己两年多不工作、每月仅消费200元、一年旅行两次的生活，并宣称：“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有反思的生活不需要迎合社会的期待，人们无需“为毫无意义的存在找一些亢奋”。
这篇短文瞬间戳中了普通人在面临生存压力与阶层固化时的集体性无力感与幻灭感。“躺平”迅速取代原有的“佛系”，成为全民流行语。
如果说最初的“躺平”还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主动色彩，体现为对社会规则不公的解构、对“996”（一周工作6天，一天12小时）的职场内卷的抵抗，那么此后，它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对抗宏大叙事与社会挤压的被动防御机制。
2022年5月的一段视频曾火遍全网：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大白”）警告一对年轻人，如果不配合防疫，“将会影响你们三代”。其中的男士平静且礼貌地回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这句决绝的回答，成为了某种时代的隐喻。
疫情后的这几年里，不婚不育、不工作、消极啃老现象屡见不鲜，人口出生率和结婚人口的直线下跌，正是这种无声抗争的具像化体现。
引流而非真正的教育
面对这种集体性的消极抵抗，舆论的定调也开始转向。2026年4月底，国安部发表文章，试图将“躺平”定性为西方势力干涉与渗透的结果。
根据这种解读，是境外反华敌对势力通过资助“躺平网红”、刻意放大社会焦虑等，向中国青年灌输“努力无用”、“奋斗吃亏”的消极观念，妄图消解年轻人的奋斗信念。各宣传部门也纷纷引流，试图重振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
然而，当一个岗位的报录比达到接近九千分之一、当3.2亿人只能在“新形态”中寻找生计，这种口号式的宏大定性，显然无法解开年轻一代在生存重压与虚无感之间的死结。
中考与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也是躺平者们曾经走过的坎。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现实，中们的教育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最近这些年，不少有识之士们对此进行深刻反省。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林小英教授在《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分流，但教育最根本的功能是育人。如果一个教育体制只剩下分流功能，那它就变成了筛选机器。”
不幸的是，当下的教育机器从来没有把“成为更好的人”当作目标。它只负责高效冷酷地淘汰和筛选。为了逃避这个教育机器的无情倾轧，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选择了送子留学的道路。而那些留下来、走不出县中的大多数孩子，依然要在六月的洪流中拼尽全力。
考场外，家长们仍在用“玄学”拼尽全力托举；而考场内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或许早已在心中，为自己筑好了随时“退场”和“躺平”的防御工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