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Gianni Criveller 柯毅霖

教宗良十四世在秘鲁的传教经历具有开创性意义——他长期亲践使命，视之为生命宗旨，这在天主教教宗史上实属罕见。他早已逆流而行，将权威诠释为"自我隐退，唯留基督"。这一名号的选择既彰显其超越世俗桎梏的自由精神，又深植于千年信仰传统。世人若急于用地缘政治逻辑框定这位教宗，便大错特错——他的当选唯因其超凡的人格魅力。

首先：教宗良十四世是一位传教教宗。这无疑是近代乃至整个教会历史首位。传教圣召是罗伯特·方济各·普雷沃斯特（Robert Francis Prevost）一生的核心特质。他在网上（相当罕见的）采访中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他曾在秘鲁西北部教区奇克拉约20年，在那里，他像我们的老传教士一样，步行或骑马去拜访偏远村庄的信众。对于我们传教士来说，拥有一位不仅鼓励我们去传教，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将传教作为生活宗旨的教宗，绝非易事。这很重要。

几个世纪以来，传教活动一直被认为是少数出国传教士进行的边缘活动，而教会则留在国内，完全专注于自身事务。传教使命并未影响教会的思想：传教神学不是神学课程的一部分（在许多院系中仍然不是）。情况已又发生改变：传教使命是神学和教会思想的核心。教宗良从第一天晚上就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共同探索如何成为一个传教教会，一个建立桥梁、对话的教会，永远像这个广场一样张开双臂接纳”。搭建桥梁（与逐建高墙完全相反）是写在教宗一词中的一项计划，它也写在我们的名称中：宗座外方传教会。

传教教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天主子民的使命。在宣布“我们有教宗了！”当晚，教宗良引用了奥斯定的一句名言：和你们在一起，我是基督徒；对于你们，我是主教。奥斯定就是教宗良的精神和神学参考，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它的含义：成为基督徒是恩宠的标志和获得救赎的机会。担任主教是被赋予的职务，也是一个危险的时刻。简而言之，恩宠和救赎是所有受洗者的遗产传承，其价值远高于区分他们的角色。洗礼的恩宠让我们领受了基督的名字，是信众平等尊严和参与同一使命的基础。权威不再重要，甚至是危险的，“对于任何在教会中行使权威的人来说，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承诺，那就是消失，以便基督永存”。真是一个明亮而又逆潮流而行的计划。

新教宗的选择令我感到惊讶，因此我并不急于写下这些话。需要的是深思熟虑，而非匆忙行事导致的肤浅和草率。直到选举教宗会议召开前几天，我既未亲自见过普雷沃斯特枢机主教，也对他一无所知。我曾在可能的候选人中看到过他的名字，但我出于这个原因将其排除在外：不会有美国籍教宗，这个超级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遭多国厌恶。我读到过有关他的第二国籍秘鲁及其与南美主教团间紧密联系的文章：但我认为拉丁美洲已经有过自己的教宗。这更像是属于亚洲的时代——在我看来，理由相当充分。优秀的候选人来自亚洲。我也意识到我的预测不合理，因为我将教会全球化解释为一种必要的战略。其他评论员现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极力强调教宗的国籍，甚至认为教宗的当选是对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枢机当然不会如此卑劣。

我确信普雷沃斯特枢机当选是因其人文、文化、智识、灵性、牧灵及传教方面的卓越品质——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标准。毕竟在教会内，从不论出身国籍，人人皆为主内弟兄。我相信，枢机们并不认为各大洲应该轮流选举教宗：相反，他们只是选择了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人选。普雷沃斯特并不为公众所知，但我相信，他在罗马服务的这些年里，他先后出任奥斯定会总会长和圣座主教部部长，在那些认识他的人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教宗说的第一句话是“和平”：这与复活的耶稣说过的话以及耶稣诞生之夜说过的话是一样的。和平可以用非常形象的形容词来形容，即解除武装。他选择了良这个名号，以纪念良十三世，后者为了应对工业革命的挑战，开创了社会训导，这个教义遗产至今仍大部分不为人知且未被应用。今天，我们被卷入了势不可挡的人工智能革命，它具有深远的人类学和社会影响，因此，正如良十三世所做的那样，新教宗将特别关注社会正义、人类尊严和劳动问题。简而言之：一项正义与和平的计划正在出现。教宗希望他自己、教会和全人类都能致力于实现福音传播所产生的这两项基本利益。

然而，我发现，无论多么具有启发性和动机，良这个名号都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参考，并且只对少数人具有直接的意义。也许还有其他非常个人的虔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教宗选择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是一种非常个人和亲密的自由行为。摆脱最近几任教宗名号所带来的限制和期望。他第一次出现时的激动和羞涩让我想起一个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但也能真正获得自由的人，他就是他自己。他是第十四位被称为良的教宗：在我看来，他并不想将自己呈现为某种新事物的开端，而只是将自己简单地呈现为在他之前并将追随他的千年信仰历史的一部分，这种信仰来自远方，甚至在他之后仍将继续存在。

• 良十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