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tefano Caprio

回顾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宗主教基里尔谴责那些“主张伊斯兰或东正教纯粹性”的言论，因为“我们或许有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但我们是一个民族”。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科姆纳尔卡社区，一个多宗教中心正在规划建设，将在同一空间内建造一座东正教教堂、一座犹太教堂、一座清真寺和一座佛教寺庙。

近年来，俄罗斯出现了多起民族与宗教紧张局势。“俄罗斯共同体”的民族主义者日益活跃，针对来自高加索和中亚的内部移民发起行动，在意识形态层面呈现极端主义倾向，包括亲纳粹言论；在宗教层面则出现“激进东正教”的表达。这些活动不仅受到警方支持，还得到部分热切东正教修道团体的祝福。

另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是: 乌克兰教会各教区之间的东正教内部宗教争议。乌克兰当局对亲莫斯科的乌克兰正教会（UPZ）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近日，乌克兰政府撤销了基辅都主教奥努夫里（Onufryj (Berezovskij，别列佐夫斯基）)的乌克兰国籍，理由是与其原始俄罗斯国籍不兼容。

其他乌克兰正教会主教与神职人员也面临类似的限制措施，可能导致俄罗斯神职人员被驱逐出乌克兰。

莫斯科宗主教基里尔（Kirill (Gundjaev)贡佳耶夫）试图在克里姆林宫旁的救世主大教堂举行的一场接待活动中回应这一局势与其他挑战。出席者包括宗教间对话委员会成员，该机构由俄罗斯总统府直接设立。基里尔强调，多民族和多宗教对话是俄罗斯社会的重要特色。

他重申: “我们有幸属于不同的族群和宗教社区，尽管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但我们是一个民族”，这种理念被概括为俄语中的“sobornost”，即俄罗斯世界的“普遍共融”。

基里尔认为，这种团结“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是俄罗斯特有的权利。他回顾古代帝国，“从罗马帝国到苏联”，指出在这些体制中，各民族确实能有效共处，“但这种统一在聚合初期大多数时候只是依靠强制力量实现的”。

无论是罗马、君士坦丁堡，还是后来的首都，其主导民族和政治中心的力量，都是“强制统一的国家因素”；在苏联时期也是如此，尽管意识形态因素占主导地位，但在这位东正教领袖看来，“该意识形态相当平衡，提供了一种不按民族划分的国家政策视角”。

这使得民族之间的关系得以巩固，“尽管苏联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我们对此有何感受，但我们的团结依然得以保留”。

通过这些言论，宗主教有效地总结了俄罗斯近几十年的历史进程，在“无神论”的苏联帝国与如今由基里尔与普京主导的“东正教”俄罗斯帝国之间找到了延续性。正如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一样，宗主教基里尔（也叫弗拉基米尔）成长于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治下的斯大林主义恢复时期——那是一个“修复赫鲁晓夫(Khrushchev)解冻时期造成的损害”的年代，该时期曾谴责对最高领袖的“个人崇拜”，并打开了一扇通向“西方混乱”的窗口。

在最近召开的俄罗斯共产党（KPRF）大会上，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Stalin)的谴责被宣布为“判断失误”，在历史意识形态层面上完成了闭环。

尽管如此，宗主教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与共融之间的延续关系更具有“深刻而精神性的”维度。他指出，“促成我们多民族人民之间空前团结的政治、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如今已消失，但我们依然团结在一起。”

因此，使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并非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源自历史经验的民间智慧，它让我们维系一种不仅停留在言辞或声明中，而是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团结。”

根据宗主教的叙述，“对唯一天主的信仰一直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精神基础”，因此俄罗斯人所宣称的“兄弟情谊、合作、互助、尊重万民”，不仅仅是日常修辞中的空洞言辞，而是“根植于人民的思维方式，是源自他们内心深处的表达。”

基里尔宗主教深信，“在俄罗斯，东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不仅能展开对话，还能实现日常生活中的共处与合作”，这种状态“在天主的恩寵下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冲突阴影”，是“信仰者”之间，以及整个多民族人民团结的力量之一。

俄罗斯的伊斯兰信仰是鞑靼-蒙古统治时期的遗产，在14世纪末金帐汗国改信伊斯兰不久，便发生了俄罗斯圣地的“复兴”，通过与曾统治该地数百年的入侵者的战斗，最终由胜利的沙皇将他们纳入俄罗斯体系。

通过对俄罗斯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的重新诠释，宗主教宣称教会在俄罗斯国家建设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并警告宗教领袖不要“阻碍整合进程”，他提醒道“各方势力都在反对这些关系的发展”。

他谴责那些“以捍卫所谓伊斯兰或东正教纯正性为名提出呼吁”的人，认为他们忘记了俄罗斯传统宗教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我们的神学家与宗教崇拜人員取得的成就，其基础是我们多民族祖国历史进步的真实成果，是在民族的经验中形成的共融，而不是在大学讲堂、神学院或某些知识分子的圈子裡形成的”，此言也回应了俄罗斯学术界各方的异议。

在这样的诠释中，“东正教徒与穆斯林并肩为我们的祖国而奋斗，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尽管信仰不同但为发展我们伟大国家而团结一致的例子，而这种合作首先必须在东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持续进行，因为他们是主要的一神教信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东正教战斗精神与伊斯兰圣法捍卫者的类比进行祝福。

根据俄罗斯法律，其他传统宗教包括佛教（主要分布在鞑靼-蒙古民族后裔之间）和犹太教（自古基辅罗斯时代起便存在于高加索地区，之后随着多个欧洲国家的流散而在19世纪的俄罗斯广泛传播）。

该宗主教的观点，得到了俄罗斯首席拉比贝尔·拉扎尔(Berl Lazar)的支持（他出生于米兰，在美国长大，归属俄罗斯已超过三十年），他在莫斯科科姆纳尔卡区一个多宗教中心的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俄罗斯人拥有一个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父亲”。该中心将建立一座东正教教堂、一座犹太会堂、一座清真寺和一座佛教寺庙，共享同一空间。

他向所有联邦与地方各级传统宗教领袖表示祝贺，并回顾了他最近访问德尔本特市(Derbent) (位于俄罗斯联邦最南端、濒临裡海之滨），在那里建有一个结合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宗教综合建築物，内设礼拜场所、博物馆展厅和图书馆，全部由企业家兼寡头苏莱曼·克里莫夫(Sulejman Kerimov)资助。这位达吉斯坦共和国(Republic of Dagestan)的极端亲普京参议员，正受到各种国际制裁。

拉比称赞他理解“传统俄罗斯宗教不仅要共存，更应展示出合作的能力和寻找共同语言的智慧，证明我们之间的共通远远超过分歧”，这一理念在宗教间战争持续了千年的北高加索地区的“亚伯拉罕宗教”尤为必要。

拉扎尔(Lazar)承认，“我们之间并非一切都顺利”，许多“中下层宗教事务人员”常受到极端主义运动的影响，引发新的族群与宗教冲突。但首席拉比认为，“这些现象只是各自社区中的边缘表达”。他没有详细谈及近年来高加索地区的反犹骚乱，而是强调“必须共同抵制这些挑衅”。

当被问及在当前国际间宗教冲突不断的背景下，如何维持不同信仰之间的友好关系时，拉扎尔给出了典型的拉比式回应：“这是我们与永恒之存在关系的考验，我们必须保持平衡的态度，牢记‘爱人如己’这一命令适用于所有宗教……只去爱那些和自己合得来的人，是太容易的选择。”

俄罗斯由那些甚至愿意爱那些不愿接受其“普遍共融”的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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