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1/2013, 00.00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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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鲁乔·布兰比拉斯卡神父:"走出去",教宗的邀请、修会的使命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曾在日本传教多年的宗座外方传教会新一任总会长正式就职。并介绍宗座外方传教会、亚洲,乃至世界教会所面临的福传挑战。走向非基督信徒、走向媒体的基本价值

罗马(亚洲新闻)-五月二十日,费鲁乔·布兰比拉斯卡神父在宗座外方传教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一任总会长。本届宗座外方传教会全体大会于五月九日至二十九日在梵蒂冈举行,主题为"共同为教会服务,在今天宣讲信仰、向外传播信仰"。此外,还讨论了宗座外方传教会内非意大利籍会士(巴西、印度、非洲......)不断增加的现象;向外邦人传教事业的热忱、教育、共融、危机时期的经济状况。

            新总会长布兰比拉斯卡神父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一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米兰省的蒙萨。此前为日本省会会长,并从一九九八年起就在日本传教。毕业于那波里大学信理神学系;晋铎已二十四年。他曾在意大利杜晨塔的修会修道院里任教(一九八三年至一九九三年);并在宗座外方传教会印度省会浦内修道院担任教师。刚刚宣誓就任总会长后,布兰比拉斯卡神父接受了本社采访。

            作为总会长,您怎样看宗座外方传教会?怎样看待修会的使命?刚刚结束的本届全体大会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全体会士的参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次十分美好的全体大会,气氛很好。全体参与成员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非常踊跃、毫不被动。

            第二点是,这是一次国际性会议,不仅是面孔上,而是思想方面的。一段时间以来,宗座外方传教会有许多其它国籍的成员。就在几年前,我还觉得全体大会太过集中于意大利的问题、意大利的思维方式了。而这一次,却充分体现了现在的宗座外方传教会:为世界工作。

            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未来前景是什么?我们的总会院仍然有些不成熟、我们还应该反思。但全体大会显示出了更新修会的愿望。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老了、累了:宗座外方传教会的神恩、向外邦人传教事业仍然存在,这恰恰因为新成员来自其它国家,他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见证来汲取这一神恩。我们总会院的工作就是向新一代传播这种神恩,特别是那些没有在意大利生活过的会士们。这几乎是一种过渡、传播一种精神。布拉兹·德阿维兹枢机在大会最后一天表示,"每一个修会不应保持结构,而应保持神恩"。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所有人都被这句话撼动了。我想对全体会士来说都到了向着这一目标努力的时候了:这就是这几年的计划。并不是为了结构、事业、经济而工作,当然这也很重要,但要保持神恩的活力、重新振奋传教身份。或许我们太过重视国际性,以至于轻视了我们的身份。宗座外方传教会的神恩,向外邦人传教是十分现实的神恩:如果教会失去了,就会失去热忱和活力。

 

            教宗方济各继续强调基督信徒应该"走出去、到地理上和人生的荒郊野外去"。

            无论对任何地方而言,这走出去都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传教了十五年的日本也不例外。我所工作的教会有时也很难与其它文化相遇、走出自己的结构,由此也就放慢了传教的步伐。我们的工作是帮助教会,不止是意大利的教会,而是使传教区的教会变得更加热衷福传。现在,我们已经不只是地方教会的仆人了,而是传教热忱的推动者。帮助地方教会不要过于担心结构体制、管理和经济。

            许多亚洲教会都有此类问题,我们宗座外方传教会也面临着把我们的神恩封闭在堂口里的危险、建造设施、组建堂区。而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地方教会成为更加传教的教会。

            宗座外方传教会始终为地方教会服务,但在任何地方都努力推动地方教会走到传教前线、就象教宗方济各所说的走出去。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但却日益紧迫,也是我们修会的目标之一。

 

            例如?

            作为省会长,我在日本有时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主教团会议。有意思的是,此类会议的内容是怎样运转机构、解决经济问题、组织生活。但从不谈福传、怎样接近非基督信徒、讲要理。如果一个教会陷入了结构体制问题,就会丧失热忱。诚然,日本文化非常注重实效。所以需要不断重新审核机构的运作也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

牧灵工作、堂区也是,组织、成立有效的机构。但这还不够,不能仅此而已。怎样向非基督信徒宣讲福音,如更新要理、向不到圣堂来的人宣讲福音。这并不是对别人盖棺定论,而是一个在亚洲十分普遍的思维方式问题。也就是说,对结构体制的忧虑可能扼杀福音的灵魂。

但这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怎样看待教会的问题,更关心怎样把事情做好。我经常对我的日本基督信徒说,我们常常把教会当成工厂了,有经理,也就是本堂司铎;部门管理人员,也就是堂区教友。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一机构组织运作好,但却远离了宣讲福音。

            另外,我看到日本公教青年是很适合"走出去"的:他们参加了世界青年节、志愿人员小组等等......。年长的则较为封闭,我们应该帮助这些青年人、推动他们这一热忱。亚洲教会中充分调动青年积极性是很重要的。亚洲青年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亚洲大陆50%的人口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下。

 

            宗座外方传教会全体大会是在信德年召开的。我们所有人都应邀在信德年重新将信仰、与基督相遇--而不是结构体制--放在生活的中心。日本是怎样度信德年的呢?

        信德年得到了积极响应,并取得了成果......。例如,许多日本人发现了《天主教教理》,并阅读了。当然,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读了。对他们来说,接触一本西方的作品是很困难的。不是因为翻译的问题,而是因为思想结构。得益于许多神职人员和教友们一起阅读了要理,这些人重新发现了要理。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信仰需要深化和动力。

            筹备信德年活动时,倾听主教们的意见是很重要的。部分人强调了懂得信仰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自杀成风、许多人感到痛苦、地震后问题不断的时期。种种问题之下,有信仰究竟有哪些意义?主教们认为,回答上述问题、帮助他们理解答案很重要。由此,把信仰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了:信仰不仅仅是一个要从书本上学的东西,或者是理论,也是对生活产生影响的事物。意识到的人,便会在生活感受到。

            日本尽管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但却充斥种种令人痛心的问题:自杀、震后问题,以及令许多人窒息的经济危机。那么在日本社会正在经历的种种痛苦之下,信仰又有什么意义呢?信德年有助于我们理解,教会蒙召通过信仰去回答人们的问题。

 

            请您介绍一下在日本的传教活动?......

            在意大利杜晨塔修会修道院和印度省会浦内修道院执教四年后,我于一九九八年到了日本。最初的两年里,我主要学习语言,然后和一名日本司铎一起在堂区工作。接着,我接管了郊区基督救主堂的工作。那是一个有十到十五名日本人、二十名菲律宾人的小团体。三年后,我又被调到了一所有两千多名教友的大堂区作本堂司铎。我居然还有一名助理,先是缅甸人,后来是日本人。对我这个一直在教育领域工作的人来说,这是我的第一次牧灵工作经历、应该说是很激动人心的。不幸的是,三年后,我被选为省会长,这是对我的牧灵工作的重创。我就当做是天主的召叫:一下子从两千多人的堂区转到了只有我一个人的省会院。日本的会院和非洲什么的不同,那里每天都会有人。在日本,要有堂区,人就会来。但在一个修会会院里或者传教机构里,几乎从来没有人来:电话、来访都不多,几乎就是隐修院。应该说明的是,日本人十分、十分注重隐私。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也开始喜欢我这一省会长的工作了:走访神职人员、生病的同会兄弟或者年迈的兄弟,发现了宗座外方传教会大家庭宝贵财富的意义。我真要感谢天主,因为我发现了这一合一的关系、美好的关系。我的团体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很多。

            近年来发起的另外一项工作是邀请人们宣讲、到学校讲课。不久前,我受聘在东京纯心天主教大学教授基督信仰。这所大学不大,是部分修女开办的。但十分重要,因为绝大部分学生都不是基督信徒。在这里向非基督信徒青年教授我们的信仰是很令人兴奋的,有助于进入通常很难进入的领域。

            我记得第一堂课后,四名学生走近我,我以为是要让我解释课上的内容,或者是想学圣经或者其它什么事。但是,他们问我:"教授,您看过关于日本青年的电视小说吗?"无论是对我还是所有传教士而言,这都是一堂课:要关注我们所在国家的问题以便了解和热爱这个国家。我认为,我们使命就应该这样开始,深入到我们受派遣做先知标记的人民中间去认识他们、与他们建立友谊。

            堂区里,要么人们没有时间、要么只同周围的一两个人有关系。在大学里,我得以接触到了一个非基督信徒的世界以便宣讲福音。我的四、五十名学生中,天主教徒只有一两名。

            这里,我要再次重申方济各教宗的邀请--"走出去":我们应该用勇气走出我们的机构去同世界上那些寻找耶稣基督的人相遇。

 

            日本人对基督信仰感兴趣吗?日本人为什么会皈依信仰?

            促成一个日本人拥抱基督信仰的原因有很多:遇到一位基督信徒朋友、遇到一位司铎、到意大利旅行、通过读圣经等......。其他人,因为父母是基督信徒,便追随父母的榜样。但我在堂区时发现,他们在基督信仰内找到了他们所要问的问题的答案。例如,许多人是在参加了天主教徒的葬礼后成为基督信徒的。或者他们的天主教徒妻子去世了,参加葬礼后,他们找到了死亡和人生的答案。我们司铎要十分精心地准备葬礼、讲道,因为这是宣讲的机会。我的堂区里,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这并不是走过场:亲人的去世将人生的问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死亡之后还有生命吗?还有希望吗?等等......。他们在基督信仰内找到了答案。通常,神道教和佛教等其它宗教,没有关于痛苦的解释。

            婚姻生活也是宣讲的机会。在日本,人们对基督信仰十分感兴趣、迫切有这种宗教需要。或许我们应该有勇气去宣讲信仰。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成为基督信徒 ,但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许多人读圣经、参与弥撒圣祭、善度爱德生活。但由于家庭和传统的缘故,他们没有迈出关键一步。

当然,如果看一看统计数字就会看到葬礼比婚礼多。我们也应对此负责:已经不再是留在堂区里的时候了,要走出。巴西或者非洲的人都会到堂区去;而在日本就需要你走出去,去同非基督信徒接触:通过学校、大学、文化团体、医院和爱德事业等。例如,我们的一位神父征得主教同意后离开了堂区、到一个咨询中心工作,接触那里的非基督信徒。

三年来,马尔科·维拉神父一直在一家中心工作。这个机构,专门针对日本目前主要的问题--孤独。人们感到被抛弃了、想找人说说话。每周三、四次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志愿者们倾听所有到这里倾诉的人。不仅天主教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日本的其它教会也意识到了。当地设有许多倾听中心,如"友谊热线",这也是相遇的场所,就连火车站也有。是通过倾听开展爱德工作的,这仅仅是开始,但已经有很多志愿者了。在日本物质帮助并不重要,但倾听的帮助很重要。

 

            年轻人为什么要成为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呢?

            我想,如果年轻人看到豪情满怀、对自己的圣召感到满意的传教士,也会变成一名宗座外方传教会会士的。我自己就是听到了克莱门特·维斯马拉神父的事迹后决定做一名传教士的。鉴于我已经在外近二十年了,所以我不知道意大利青年的情况。但我认为,见证自己圣召的激情、向所有人宣讲福音的愿望,会促使许多青年追随这一榜样的。

            喜乐地保持神贫和简朴也有价值。如果我们宗座外方传教会担心我们的结构体制、内在问题,我们就会丧失激情。

 

            媒体是福传工具吗?

            我们首先说说亚洲新闻通讯社。我在日本时,在同会兄弟,也是亚洲新闻通讯社通讯员比诺·卡扎尼加神父的敦促下开始阅读亚洲新闻。我看到,包括圣座大使馆在内,亚洲新闻都深受欢迎。它是帮助我从更加开放、普世性的视角了解亚洲教会的工具。传教士的危险在于封闭于自身教会的问题和生活之内。总体而言,我认为媒体是福传的重要工具。在日本,无论是社会还是教会内,媒体的作用都很大:如果做的好、得到了帮助,将是深入中国或者其它有待福传的困难地区国家的工具。与媒体的关系,包括与平信徒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人的思维方式、意识到有待发现的福传道路。媒体的力量是福传、塑造思维方式,或许五十年前这个问题还没有这么紧迫。今天,媒体是宣讲的必要工具。为此,应该支持、关注。我们宗座外方传教会应该培养某些专长。毫无疑问,亚洲新闻应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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