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2010, 00.00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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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中国司空见惯的宗教镇压

威胁、身心暴力,直至显著宗教自由,这就是北京对待中国基督信徒的方式。《一位洛桑参会者的经历》讲述了一名原本准备参加洛桑大会的新教代表的遭遇

北京(亚洲新闻/Caa)—按着行程计划,我现在应该身处南非开普敦,出席基督教第三届洛桑会议。然而我却在北京的家中,书写这几天的经历。在刚刚失去两日的自由后,能够有这样的时光,我都会微感“奢侈”。

       分别在9月29日和10月12日,有关部门找我谈过两次话。大意是政府认为我们这次参会,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劝说我主动放弃参会。我表达政府没有出示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证据和公文,我还是要到海关一试,如果不被放行就算了。

       我本是10月15日出行,由于北京不少代表反映行动被监管,北京的代表们决定从10月13日(北京的第一个代表出行),就开始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于10月13日上午9点从家中出发,计划在机场三号航站楼与其他代表会合。当我一出家门,发现有两个人坐在我家门口,我不顾他们拦阻,下了电梯。出楼门后有更多人拦阻,也有人打电话请示。我也不对话,一直往前冲,实在走不动时就大声呼救,这样拖拉到地铁。一下地铁,迎面走来几个地铁保安人员,我就再次向他们呼救,自己趁机到了上车处。可能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他们开始强力阻拦,尤其是三个青年小伙子,拦住我上车的门。这时我的父母依约来给我送行李,我就告诉了他们所发生的事。在阻拦者的稍微松懈中,我和我的父母上了地铁。随即听到车外一个人指示:“把她拉下来”,三个小伙子就上车强行要把我拖出去。我大力反抗,坚决不出去,在这个过程,我的手臂和腰部多处受伤。我的父母在旁无法忍受,我的父亲大喝一声“放手!”,我的母亲哀求说:“不要拉她,她的心脏不好”。由于我父母的干涉,我没被拖出去,车门关闭了。我以为他们会继续拦阻我,好在他们跟到机场快轨就回去了。我的父母不放心,一直送我到机场三号航站楼,等我与其他代表会合后才回家。

       之前我设想过在家门口被阻拦的可能,我内心也早做出了不反抗的决定。我没有料到当拦阻发生时,我反抗了,而且全力反抗了。我想不出有几个姐妹,在被异性强行拖拉中,会选择不反抗(那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另外,让我极为痛苦的是,让我的父母目睹了他们的孩子被人伤害,不知道有几个父母的心,能忍受这样的过程。

从13日晚上到16日凌晨,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不断重复着“送人”和“接人”的过程。四天中我们共六批人出发,全部在海关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被拦阻,无一人出境。之后我们这些人,连同几位来京的外地代表,一起住在郊外的一个宾馆里,我们计划在这几天中,学习洛桑会议安排的以弗所书查经及一些专题。

17日上午,在我们聚集查经的时候,一些国保和宗教局人员进入,宣布我们“在非宗教场所非法聚会”,带四位负责的牧师出去谈话,我们其余的人便在一起祷告及唱赞美诗。等四位牧师回来后,几经挣扎和讨论,最终我们一致同意我们主动离开。然而他们没有给我们自己租车回去的机会,各区都来人来车领我们回去,我被迫上了我所在区的车。

在车上,气氛还比较友好。有一个负责人主动提了13日的事,说保安擅自行事,请我们谅解他们的工作。可那天他分明在场,但我不愿细究,告诉他们这件事不用提了,我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我真的不准备再提13日的事件了,也就没有上面的描述了。

在车行中,首先我发现方向不对,随后看到路越来越荒僻,我渐渐料到他们并不是按承诺送我回家,而是要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到了晚上,我们进入山里的一个招待所,其他的车上还有两位与我同区的代表。先是我们的手机、电脑被没收,后被告知不得离开院门。我们每人身后都有几人随行,不让我们自由见面和交谈,每个房间还安排了陪住。

18日早晨,我提出抗议,认为他们无故限制我们的自由是越权行为。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他们进来,自己也不吃饭,不出去,不接受谈话,一直到今天(19日)上午他们放行,我于中午回到家中。我原以为他们会洛桑会议后才放行,都难以相信自己现在真的在家里了。

这一周的事件,对我心灵冲击很大。除了不能出境,许多事都在我的意料之外。最在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的应对。很多应对不是事先筹划的,都是事情临到时的被迫反应,包括写这篇文章,我都怀着挣扎和无奈的心情。我内心一片茫然:如果这次事件还未结束,如果以后再遭遇类似的事,我该如何回应?

北京洛桑参会代表王双燕 

2010年10月19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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