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教廷：非常沉默削弱了积极迹象
最近三名中国主教的任命，表明了不打破的意愿，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提及与梵蒂冈的《协议》。 虽然中国天主教徒的“五年工作规划”刚刚生效，但它提引用了习近平而不是教宗的说话，并援引了中国化的“神学思想研究”，而实际上这仍然只是对党政策的适应。
米兰（亚洲新闻） -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国内外正在庆祝农历新年，这是一年中的最高潮。 今年是十二生肖中最强、最受欢迎的龙年：相信很多中国人士都想在今年生孩子，被认为是最幸运的一年。
今天的庆祝活动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天主教信仰，这是我一生致力于传教的基本主题。 据我们所知，2024年应该是中国与教廷对话关键的一年：2018年的《协议》已两次延续，将不得不永久批准或放弃。
最近几天，有消息传来，观察家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积极评价：最新三位主教的祝圣，以及教廷承认2023年对教廷来说是“可怕的一年” (annus horribilis)，例如: 沈斌主教被调往上海一事轰动一时。
这是中国第二次单方面采取行动，将教廷排除在任何磋商。梵蒂冈提出抗议，却继续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但要求不再发生。
最新三项双方同意的主教祝圣，伴随着教廷承认建立新的教区（山东省潍坊教区，边界由中国当局重新划定），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方面不会与罗马终止，反而永久批准该《协议》的意愿。
应该记得，这个“好”消息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如果教宗确实任命了主教，那么他们就不是由他选出的，而是由中国当局领导的自主程序选出的，其细节尚不清楚，由于《协议》文本仍然保密。
因此，在中国被选的主教是天主教主教，但同时也肯定为当局赏识。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在宣布这些任命时，绝对没有提到教宗和教廷或《协议》。 我担心即使在祝圣仪式本身中，宗座提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无论如何，外间观察员已经有一段时间，无法参与主教祝圣的庆祝活动了。
这种不和谐——任命似乎一方面强化了《协议》；另一方面，对罗马的角色保持沉默──如果你读过《深入推进我国天主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该《纲要》非常详细，分为四个部分和33段，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获得天主教主教团（未得到教廷承认）和中国天主教徒爱国会联合的官方机构的批准：他们都在运作在在统一战线部的监督下，统战部是管理国家宗教生活的共产党办公室。
该文件于圣诞节当天发布在中国天主教会机构网站上。 12 月 19 日发布了针对基督教的类似文件。
“天主教”五年《纲要》全文有5,000 字（相当于约 3,000 个意大利语单字），从未提及教宗和教廷； 也没有梵蒂冈和中国之间的《协议》。
不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的名字四度提到； 五次重申天主教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化”一词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了 53 次。
《纲要》是为使天主教中国化进程，向纵深、思想、实效而制定的工作纲领：“要加大天主教中国化的神学思想研究力度，不断完善中国化的神学思想体系，筑牢天主教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不断涌现有中国特色。”
研究中国政府宗教政策多年的人，并没有发现这种做法有什么伟大的创新，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语言的坚定和专横。
好像没有与教廷对话，也没有和解； 彷佛教宗对所有中国主教的承认毫无意义； 就好像教廷和中国之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给世界留下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找到了热情好客和公民身份的印象。
身为神学家，为中国化提供神学基础的计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肤浅的观察者很容易证明它的合理性，并将这个术语误认为是合法的教会本地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没有信徒自由地寻求天主教信仰与他们自己的文化财产之间的良性对话。 相反，它是关于强加的，并且是由专制政权使信仰实践适应政治当局制订的宗教政策的。
一百年前，1924年5月15日至6月12日，在上海召开的主教会议，这是中国所有主教的第一次会议（唉，当时其中还没有中国人）。
该会议（这个术语的采用很有趣）是由教宗代表刚恒毅总主教（Celso Costantini）召集的。 后者是在 1919 年《夫至大》（Maximum Illud）宗座牧函之后被派往中国的，该通谕要求使团沿着本土化的道路前进。
几位传教士，包括宗座外方传教会总会长保禄·曼纳（Paolo Manna）（现列品真福）曾指出中国天主教会的外国性质。 1926年，最早的六位中国主教终于被祝圣，几年后，刚恒毅总主教在北京创办了一所学校，创作中国基督宗教艺术。
因此，中国化进程的开始就严重拖延了。 在上海主教会议召开一百周年之际，有必要从历史和神学角度反思这些事件以及中国信仰未来面临的挑战。
我们认为不可接受的是，政治当局对天主教信徒的控制——他们想把它称为中国化——以福音本土化的名义，方便而含糊地证明其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