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亚洲新闻） - 那些在非洲多地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中国企业，派往该大陆的中国工人越来越少，而私营小企业主——如商人和实业家——自发移居非洲的人数却在增加。然而，新来者往往面临高昂成本和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而且这些国家通常正因欠下中国银行的债务而背负沉重债务。更棘手的是，在某些地区，中国商人还面临着安全风险。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至2024年间，派往非洲参与大型项目的中国劳工人数下降了60%以上；同期，此类项目的总价值也缩减了约20%。起初，这种下滑主要集中在产油国——自2014年起，原油价格的暴跌导致这些国家用于建设项目的资金枯竭。阿尔及利亚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当地的中国劳工人数已降至近乎为零。疫情过后，这一趋势蔓延至整个非洲大陆；中国企业开始更多地雇佣当地员工，并将建筑施工和运输服务分包给非洲本土企业。项目类型也发生了转变：公路和建筑类项目减少，而发电厂和电信网络类项目增多——这类基础设施建设对人工的需求相对较少。
尽管如此，飞往内罗毕的航班上依然挤满了中国乘客。虽然目前尚无关于自发前往非洲的中国人数的官方统计，但据长期居住在当地的人士估计，在拥有较大华人社群的国家，中国人数可达数万人之多——其中加纳的中国人数据估甚至高达10万。一位曾在中国国有企业任职的高管在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后选择自主创业；他讲述道，自己曾与其他八人长期合住一间房，还在气温超过四十度的集市上兜售商品，那些集市连厕所都没有。对许多这样的创业者来说，回到中国就等于在付出如此多牺牲之后承认失败。
在非洲生产的成本到底有多高
为了保护本地就业，加纳及其他一些国家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及其他多种商业活动；此外，这些国家还征收高昂的签证费，令许多本有意从中国引进技术专家的企业家望而却步。非洲各国市场之间的联系十分有限，以至于货物有时不得不经由欧洲中转，才能从一个非洲国家运往另一个非洲国家。媒体平台“虎嗅”（Huxiu）曾通过一个案例说明了运输方面的挑战：有几位中国企业家受低廉的地价以及稳定的水电供应吸引，在加纳的一处偏远地区开办了一家玻璃厂。直到工厂投产后，他们才意识到，货物在崎岖难行的进厂道路上运输途中遭受的损坏，对他们的财务状况造成了多大影响。
然而，即便拥有低成本劳动力，也并不意味着在非洲从事制造业就一定能盈利。根据纽约大学2019年的一项研究，埃塞俄比亚一名纺织业初级工人的月薪约为26美元——仅为中国纺织工人工资的十三分之一。此后，中国的工资水平进一步上涨，这种薪资差距持续吸引着中国企业家——他们正寻求将国内运营成本过高的工厂转移至海外。虎嗅的另一项调查揭示了为何这种节省往往还不够。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处主要工业园区——该园区由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建造——由于生产率极低，生产一件T恤的成本反而比孟加拉国更高。这里的工人多来自农村地区，仅接受过两周的培训；由于工资水平过低，近八成的工人在一年内就会离职。结果，生产线上始终充斥着缺乏经验的新员工，导致生产效率无法得到提升。
在生产效率低下的同时，基础设施的匮乏也进一步推高了成本。尽管埃塞俄比亚为工业企业提供了非洲大陆上最便宜的电力，但大型工厂每月仍会遭遇数十次停电。在尼日利亚，电网每天供电的时间仅略多于半天，迫使绝大多数企业在其余时段不得不依赖成本高昂得多的柴油发电机来维持运营。在埃塞俄比亚，工厂也面临着高昂的物流成本：将一个集装箱从吉布提港运往亚的斯亚贝巴的费用，甚至超过了从中国海运至吉布提的费用——尽管由中国企业承建、连接这两座城市的铁路已使物流成本较公路运输降低了约三分之一。
政府债务与中国企业家的风险
为了修建公路、铁路和电网，许多非洲政府向中国银行举债。2020年，赞比亚成为疫情暴发后首个宣布主权债务违约的非洲国家。该国欠中国贷款方的债务总额约为66亿美元，是政府此前承认数额的两倍多，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合同都包含保密条款。2024年，赞比亚遭遇了四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导致其水电站（赞比亚几乎所有电力的来源）因缺水而无法发电；与此同时，背负沉重债务的赞比亚政府也无力填补电力缺口。在许多地区，每天仅能供电四小时，迫使农场和小企业纷纷停业。
尽管债务问题给非洲各国政府带来了困境，但在一些局势更为动荡的地区，中国公民则直接面临着风险。2025年，在非洲被绑架的89名外籍人士中，有38名是中国公民，其中大多数是在马里西南部金矿工作的员工。赎金已成为活跃在萨赫勒地区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中国驻巴马科大使馆曾发出警告，称未经许可的金矿开采点安全状况最差。近期，习近平提出了解决非洲危机的四项原则，核心在于尊重国家主权及推动国与国之间的对话。然而，在萨赫勒地区，圣战组织独立于任何政府运作，并争夺着那些已脱离国家管辖的领土的控制权。与非洲国家政府的关系有时也充满挑战：例如在尼日尔，因在雇佣当地员工问题上发生纠纷，该国驱逐了几名中国石油行业的高管；此后，尼日尔还获得了运营某条输油管道（由中方建设、通往贝宁沿海）的公司的重要股权。
中国在非洲的存在越来越依赖于成千上万个缺乏统一指导的私营项目。这些项目的推动者主要着眼于眼前的利益，这也是因为在那些法规频繁变动、货币贬值可能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国家，进行长期规划十分困难。对北京而言，与过去相比，如今要管理这种广泛的存在并使其符合自身的政治目标，变得困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