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tefano Caprio

截至12月31日，將會有13.5万名俄罗斯年轻人，在日益严格的条件下被征召入伍。此举的目的并不主要是为了扩充军队规模，而是为了重新定义社会结构，使整个国民都感受到自己身处前线，尽管真正被送往战场、面临牺牲的主要是高加索人和亚洲人。

2025年10月1日，俄罗斯启动了新一轮的征兵行动，按照惯例将持续至12月31日，以征召年轻士兵。但今年的征召力度尤为强烈，几乎覆盖全民。

此次征兵从莫斯科开始，逐步扩展至其他地区。与以往不同的是，政府将仅通过电子通知进行征召，不再发送传统的明信片。过去许多人为了逃避征兵，甚至藏身于乌拉尔山的森林或西伯利亚的针叶林中，而如今已无处可逃。

约有13.5万名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的青年将被征召入伍，人数超过去年的13.2万，去年还有不少人成功地掩盖了行踪。

除了强制征兵外，许多年轻人已被直接派往乌克兰前线，动员力量来自“青年军”（Junarmija）运动。这一青年军队被许多人重新定义为“普京青年团”（Putinjugend），其中已有11,000名青年被征召参战。

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已通过一项法律，自明年起取消征兵的季节性限制，改为全年“持续征召”，并根据军队需求扩大电子监控范围。

征兵规定日益严格，年轻人几乎没有任何逃避兵役的漏洞。“公民与军队”项目负责人谢尔盖·克里文科（Sergei Krivenko）指出：“警方将必须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持续追查应征者。”

根据现行规定，因健康原因仍可正式申请兵役豁免，尤其是属于“B类疾病”的情况，大约三分之一的潜在应征者声称符合这一条件。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试图通过更换居住地址、拒绝前往兵役登记处等方式来逃避征召，但如今这种“消失”的策略已越来越难以实现。军区可直接从计算机档案中获取信息，而地方警察也持续监控居民住址。

对逃避兵役者的追查已被视同对匪徒和各类罪犯的搜捕，手段包括电话监听、地铁和街道上的闭路电视监控。在城市中，几乎不可能逃避被发现。

即使是逃往国外，也因电子监控而受到限制；而法律仍允许的替代性文职服务，如今也因一系列日益严格的条件而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

避免在兵营服役的其中一种方式，是直接报名前往乌克兰前线。尽管新兵理论上应被安排在非战斗岗位，但在类似乌克兰入侵库尔斯克（Kursk）这样的情况发生时，许多年轻人仍蜂拥前往争议地区。

在战争中，若能熬过一段时间，确实可能获得更多自由，前提是你能以“水平姿态”平安归来。

抵达征兵区的年轻人会立即被提出签署参战协议，承诺给予金钱奖励以及终身豁免责任。许多人在绝望中接受了这一提议，或是被虚幻的承诺所诱惑。尽管合同兵的具体数据属机密，但据悉人数众多。

也有一些案例突破了军事保密的界限，例如在乌拉尔地区的车巴尔库尔市（Chebarkul），该地一名师级指挥官曾为所有应征者伪造参战合同，后经检察机关证实属实，但这些年轻人仍被留在前线。

青年军（Junarmija）在官方宣传中越来越受到赞扬，被视为对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力量。青年军事组织的总指挥弗拉基斯拉夫·戈洛文（Vladislav Golovin）表示，已有五名青年代表被授予“俄罗斯英雄”称号，另有超过700人获得英勇勋章。自该组织成立九年以来，已有近200万名年轻人加入其中。

正如政治学者鲍里斯·帕斯图霍夫（Boris Pastukhov）所指出，在“全民征兵”的氛围下，类似“青年士兵”这样的组织格外重要，它们在社会中建立起“能够控制人们意识的结构”。

这场大规模征兵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补充或扩充军队编制，而是为了重新定义社会的基本结构，通过强制性的分类制度，在各个层面营造一种战争氛围，使整个国民都感受到自己彷彿身处前线，尽管真正被送往战场、面临牺牲的主要是高加索人和亚洲人。

帕斯图霍夫指出：“必须始终有一个控制你的人，有一个你必须服从、必须归属的组织。”他认为，这种机制重新唤起了苏联时代那种“全面共享”的集体感。

当年加入政党被视为“社会干部迈向光明未来的准备”，并可对那些不遵守指令的人施加压力；而如今的征兵号召，则是为了将俄罗斯社会引导至一个“多极化、捍卫传统”的未来，而非仅仅为了攻占乌克兰的村庄，尽管在过去一个月的持续轰炸下，战果令人失望。

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兵役”已成为公民身份的真正象征，这一观念必须首先灌输给年轻一代，重新唤起苏联时代先锋队与共青团的传统，将战争体验作为个人、社会乃至宗教身份的核心内容。

至于这是否再次演变为乌克兰那样的悲剧、入侵与毁灭，已变得次要，尽管俄罗斯仍不乏“重新统一”欧洲、高加索及中亚多个前苏联国家的计划。

这是一种教育与内在训练的形式，“普京人”（homo putinianus）被视为“苏联人”（homo sovieticus）的新变种，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普遍而末世性的世界观。所谓的未来幸福不再具有明确的含义，既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是1990年代“新俄罗斯人”在欧美度假胜地挥霍积蓄所体现的堕落消费主义。

普京在10月2日瓦尔代俱乐部的演讲中，象征性地将瑞典和芬兰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进一步确认了这一世界观的“新启示”，即以持续的内战为基础的国家认知，这是俄罗斯对所有和平谈判与国际协议的唯一回应。

这使得总统的形象愈发神圣，超越一切政治、经济与军事视角：普京无需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他只需赢得“精神之战”，向其臣民乃至整个世界灌输一种彻底牺牲与自我放弃的意识，以此来奠基一个“新世界”。

这是对“新沙皇”个人崇拜最终确立的路径，其基础并非如墨索里尼 (Mussolini) 或希特勒 (Hitler) 那样依赖煽动性修辞的催眠效果，而是建立在群众匿名认同的基础上。那些愿意为国家赴死的人群，就像斯大林在莫斯科地堡中指挥世界大战的例子一样。

普京的战争号召令人联想到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悲剧，他亲赴前线，却未察觉国内革命的爆发，最终与其家人及仆人一同牺牲，成为人民对救赎盲目信仰的象征，面对世界的种种悲剧。

尽管尼古拉二世的遗骨已安葬于圣彼得堡圣伯多祿与圣保祿主教座堂的皇室礼拜堂，但东正教会至今未正式承认其遗体身份。这是因为一群被称为“沙皇神化者”（tsarebožniki）的信徒反对，他们自苏联时期亲沙皇派流亡海外以来，坚信沙皇的遗体已從泥土被盗走，而苏联在1970年代发现的遗骸不过是某些人为了自身利益而制造的骗局。

 “沙皇神化者” 长期以来对既有政权表示反对，从苏联时期开始，到叶利钦时代的自由派，再到如今普京所倡导的“非自由民主”。在新冠疫情期间，乌拉尔地区修道院的修士谢尔盖·罗曼诺夫（Igumen Sergei Romanov）曾引发轰动性抗议，他以纪念“神圣沙皇”的名义拒绝接种疫苗及一切国家强制措施，如今已与众多追随者一同被关押在劳改营中。

乌克兰战争使普京得以利用这种对“救世沙皇”理想的忠诚，一个为更高目标而牺牲自身及整个国家的象征。他借此号召全民投身战争，不仅对抗来自世界各地的敌人，更要对抗那些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