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6/2003, 00.00
梵蒂冈-二OO四年世界和平日文告 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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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及恐怖政府,你们皈依正义与爱吧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任二十五年后、发表和平文告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教宗再次令世人为之惊叹,他是唯一胸怀世界的各种问题,并积极谋求解决途径的人。我们为之惊叹的是文告的第一对象,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教会和堂区,而是各国首脑、司法人员、教育工作者,甚至恐怖分子——那些选择暴力,作为解决他们为之斗争的问题的手段的人。教宗向他们所有的人指出,和平是可能的;更确切地说,和平是我们的责任。

       每天都在人们的眼前,象一部恐怖电影一样反复上演的暴力和死亡,使人们的心中滋生了一种宿命论、没有能力在社会中造成影响。各国领袖和国际社会对此的漠不关心,就是最好的佐证——人们越来越对远近的问题无动于衷了。而这一宿命论的同时,还有一种靠打游击进行反抗的势力,有时是个人,有时则是国家,企图通过“袭击”来显示他们的存在。经济、政治、争论、报纸等极度分化,在人们的观念中草率地分为谁是我的敌人,谁与我对抗。要将所有的反对派全部消灭,“武力的权利”已经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方式。

       然而,世界上还存在着基本的权利,初始的权利,“高于、先于各国的内部权利之上”(第5号)。为此,就需要重新教育人们,使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可能的。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提到了联合国。联合国尽管开展了重大的教育工作,但是,仍未能制止席卷世界的冲突。

       为此,就需要振兴国际权利,确切地说,是“国际秩序的更高境界”。教宗在文告中,谈到了他在一九九五年发出的强烈呼吁,要求联合国“不断提高,从冷冰冰的管理型机构,变成伦理道德的中心……,做各国的家”。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并没有指责任何人,只是充分展示了国际局势的衰落,不仅仅是暴力分子的责任,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联合国)其成员国不履行义务”(第7号)的行为,威胁了国际社会的权益。

       对联合国安理会及其成员国(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来说,和平文告是督促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作出深刻反省的契机。恰恰在昨天,中国政府公布了新疆“东突恐怖分子”的名单。而这其中的许多组织,只是一些要求行政自治和自由开展伊斯兰信仰教育的穆斯林团体。一些国家打着打击恐怖分子的旗号,来遮掩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侵犯言论、结社、宗教自由,并被北京视为“内部事务”,又做何解释呢?教宗并没有公开点出任何国家的名字,明确地谴责了“那些侵犯人类尊严与人权的政府”(第9号)。上述声明,同时适应用俄罗斯和车臣。可是,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下去,甚至覆盖半个世界。

       那么,在世贸中心被炸后,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又如何解释呢?教宗严正申明,导致屠杀的恐怖主义症结,严重制约了对话的道路。教宗表示,力量是“必要的”。但同时,也亟待彻底铲除导致非正义现象的根本原因,导致最血腥和最绝望的举动的根本原因。由此,又重新回到美国和英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关塔那摩基地长期关押的犯人,只有真正的反恐怖斗争才是合法的理由。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就应该尊重“国际权利”——“动用武力打击恐怖主义,并不能成为放弃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的借口”(第9号)。我们再回到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这是双方均不尊重协议,国际性的宿命论和暴力为主的典型代表。

       为了战胜这一痛苦的深渊,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我们指出了唯一可行的道路——有助于维护权利的伦理道德;不能让强权、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法律占上峰。

       教宗通过这一文告,勇敢地向各国、各国政府首脑、向恐怖分子提出了同一个要求——悔改。实际行动的悔改,真正将权利落到实处,真正体现爱的精神。正义与爱绝非是两个对抗的内容,相反,是同一事实的两种不同表现。爱要人们宽恕,基督信徒和所有善心人士完全可以促进爱的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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