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Andrea Ferrario

目前，仅有17.5%的日本公民持有有效护照。这不仅反映了日圆疲软，也反映了年轻一代被迫退出国际舞台。为了因应这种日益加剧的封闭状态，新的互助倡议正在涌现，企业和科技领域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然而，社会框架依然停滞不前。

米兰（亚洲新闻）－在最发达的经济体中，日本如今是最不愿走出国门的国家之一。只有17.5%的公民持有有效护照，而且这一比例还在持续下降，相较之下，南韩和台湾的比例分别超过40%和60%。

最直接、最简单的解释是日圆贬值和国际旅行成本上升，但在这些因素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趋势，即日益增长的内向社会。

不仅国际流动性在下降，参与社区生活以及在私人或企业空间之外进行社交活动的意愿也在下降。这种对外在世界的漠不关心似乎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疲惫和幻灭感，尤其是在年轻一代。

这种态度以看似毫不相干的形式出现。根据日本内务省2022年的一项调查，20至34岁的人群中，超过40%的人表示没有朋友可以倾诉烦恼；在同一年龄层中，70%的男性和60%的女性没有恋爱关系。

在大科技公司工作的人每月加班时间高达80小时，其中只有前40小时是带薪加班，其余时间则被归类为“服务加班”。

一位接受《Aera》杂志采访的年轻女员工将她许多同事的晨间日常描述为一场“表情管理”的练习：疲惫的面容一踏进办公室，就被迅速转化为专业的微笑。

这种行为常被解读为冷漠或个人主义，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适应经济体系不确定性的策略。过去那种终身受雇于同一家公司、保障就业安全和基于工龄的薪资成长模式，已被日益不稳定的就业形式所取代。

正式员工的比例从1990年的81%下降到2021年的63%，而20-34岁年龄层的弹性合约工比例则从17%上升到36%。当经济无法提供稳定性时，人们往往会尽量降低情感和经济风险，谨慎地权衡每一项承诺。

从孤独到团结

然而，日本社会日益加剧的个人退缩并不排除新的团结和集体行动形式的出现。近年来，各种青年组织和地方团体纷纷采取行动，透过物质援助和政治觉醒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日益增长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

例如，POSSE最初是一个学生组织，如今已在多个城市开展活动，为非正式就业人员提供免费咨询，并为经济困难者管理食品分发网路。

透过这些活动，POSSE将即时援助与劳动权利意识提升相结合，为年轻人、移民和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人们创造倾听和参与的空间。

同时，该组织也开展了共享农业和食品回收项目，旨在建立自给自足和本地合作模式。

这些项目旨在透过赋予废弃产品价值并促进直接分配来对抗市场逻辑。集体耕作由此成为反思经济体系脆弱性和环境不平等的一种方式，吸引了学生、青年工人和农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参与。围绕着这些举措，一种新的公民参与理念正在形成，它植根于比传统抗议活动更直接、更具体的团结互助。

这些经验在地方层级生根发芽的同时，同样的青年活力也在政治领域寻求表达，但方向却截然不同。

正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正在衰落一样，日本年轻人对选举的参与热情也重新燃起。然而，这股势头并未转化为进步政党的壮大，反而助长了极右势力的崛起，例如国民民主党和三成党，这些政党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

他们的成功反映了一代人的不满：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代表，并被那些承诺保护和救赎的讯息所吸引，即使这些讯息是基于民族主义或反多元化的言论。

类似的机制在前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执政时期就已经出现。他能够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创新者和年轻人的捍卫者，同时又与大型经济和官僚集团的利益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伴随其政府而来的变革言论，如今正被新政党以更激进的形式重新启用，这有可能将年轻人的不满转化为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巩固而非削弱现有的权力等级。

对不满情绪的部分回应

一些日本公司试图透过引入内部参与机制来应对劳资关系危机，以模拟权力的重新分配，这一事实证实了变革的愿望十分普遍。

在像Nobitel这样经营拉伸中心的公司里，员工透过电子投票选举经理；而在像札幌的樱花工造（Sakura Kozo）这样的公司里，员工可以评价他们的上级，并申请调到其他部门。

这些措施有助于降低员工流动率，改善工作环境，但并不能改变雇佣关系的不稳定性。

选择上司或参与层级评估的能力并不能改变许多人仍然受制于固定期限合约和停滞不前的工资的事实。根本问题在于日本劳动市场的结构性转型，稳定的雇用模式的终结削弱了保障，却没有创造出可靠的新型经济保障。

与企业试验并行的是，人工智的应用也被视为应对孤独和社会困境的一种方式。在东京郊区的八王子市，一项试点计画引入了一款聊天机器人，旨在为最孤独的居民提供陪伴，其成果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类似的公共和私人实验都在推广能够进行模拟情感互动的虚拟助理。然而，在“人性化”和令人安心的创新表象之下，这些工具的逻辑与参与式企业改革类似，即用个人方案解决集体问题，并用人工互动取代真实的人际关系。

即使是那些强调其治疗潜力的项目，例如大学开展的旨在刺激老年人记忆的项目，也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源，即真实社会空间和纽带的逐渐丧失。

整体而言，社会团结被割裂成孤立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尝试。基层组织能够提供即时支持，但却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而企业和技术创新，尽管被标榜为解决方案，最终却只是适应了这种不稳定性，而非克服它。

在这种背景下，年轻一代的疏离感并非冷漠的表现，而是对一个无法提供足够前景的体制的清醒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