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Vladimir Rozanskij

学者安娜·马特维耶娃对该地区所有五个国家快速增长的独裁趋势的分析：从2022年哈萨克的“血色一月”到吉尔吉斯斯坦对信息自由日益严厉的限制。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变化，亚洲大国的“经济现代化"变体正在强加自己。

阿斯塔纳（亚洲新闻） - 在对2023 年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时，Cabar.asia 网站收集了后苏联地区政治和安全专家、伦敦皇家学院研究员安娜·马特维耶娃（Anna Matveeva）的评论，她对后疫情时期和战争背景下中亚威权政权的倾向及其相互影响。

从吉尔吉斯开始，该地区的民主未来似乎已无希望：2020年后，萨德尔·扎帕罗夫（Sadyr Žaparov）总统权力的巩固，甚至在新的立法规则中也采取了更加镇压的形式，并采取了各种武力行动即使在法律界线之外，也与民间团体和独立媒体形成鲜明对比。即使是戈尔诺-巴达克桑叛乱之后的塔吉克斯坦，以及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叛乱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也没有对朝这个方向取得进展抱有太大希望。

哈萨克似乎最相信从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ev ）政权向托卡耶夫渐进式开放的过渡，但2022年“血色一月"事件残酷地打断了这条民主演变的道路。

马特维耶娃指出，这些国家通常对外部影响非常抗拒，在苏联解体后将自己锁定在非常自我指涉的政权中。

专家指出，问题还在于“世界各地的专制趋势正在成长，90年代的民主化现在已经退居二线"。威权倾向并不一定意味着建立真正的独裁政权，而是“旨在由一个小统治集团完全控制权力的各种模式"。

如果说直到几年前这些变体还被认为是“偏离西方民主概念”，那么今天它们被认为是“民主发展的本土道路”，而中亚国家也声称拥有这种自治权。

不光是政治制度的变化，中国、新加坡等亚洲大国的“经济现代化"变体，部分还包括韩国或日本，国家以“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家战略利益"的名义引领经济转型。公民的需求”，避免只强加当权种姓的利益，这种利益总是根深蒂固的，哈萨克斯坦难以彻底克服“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控制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场经济重新定义中，中亚五国存在着巨大差异。哈萨克可以依靠更多的资源和基础设施，这使其不必过度依赖税收制度，而这三​​十年的遗产，尽管在现政权的控制下，允许其参与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经济活动的更加多样化。

另一方面，塔吉克在贫困线的生活水平方面处于垫底，而土库曼斯坦则认为统治阶级的辉煌与人民群众的贫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马特维耶娃将乌兹别克斯坦描述为“虚伪的冠军”，其中以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Šavkat Mirziyoyev）为代表的权力试图以各种方式“表现出与整个社会对抗的开放态度，高度考虑所有批评”，想要抹去记忆冷酷的苏联官僚机构。

吉尔吉斯也出现了类似的动态，与所有人对话的开放性与对资讯自由日益严格的限制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矛盾。

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吉尔吉斯代表了伦敦俄罗斯专家所说的“集体不负责任体系"的模式，其中不清楚谁对什么负责。

现在，即使在比什凯克，我们也与基于“民主控制"理念的统治阶级模棱两可的独裁主义结盟，以不同的形式并与“民族文化和传统"联系在一起，如塔吉克斯坦的灰色和窒息，乌兹别克的“现代主义"或特别是土库曼的民俗。

吉尔吉斯人正在展示这种奇怪的发展的一个例子，这种发展比真实的更外在，对国旗上太阳光线的数量和形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更直或更倾斜取决于“新民主主义”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