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天主教徒、圣座关系

作者 Gianni Criveller *

正值中华民国与圣座建交80周年之际，今天在罗马召开会议，旨在回顾台湾天主教的起源和发展。宗座外方传教会柯毅霖神父（Gianni Criveller）发言：“历史迫使台湾与圣座并肩前行，这段关系不能被单纯视为历史的产物”。

罗马（亚洲新闻）- 在中华民国（台湾）与圣座建交80周年之际，驻教廷大使馆今天举办了会议，旨在介绍宝岛台湾天主教会的过去和当下。此次活动，驻教廷大使李世明、教廷传信部、宗教协谈委员会等主要负责人出席。曾经于1991年到1994年期间在高雄服务的宗座外方传教会柯毅霖神父（Gianni Criveller）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发表主题为《台湾天主教传教史》的演讲，以下是讲稿内容。

宝岛传教初期

1624年，荷兰人占领了台湾南部地区。三年之后，一位名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的荷兰官员兼传教士与当地民众建立了联系：当时只有几百号汉人，大多是从福建过来的渔民。其他的居民基本都是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群体。

1626年，西班牙人抵达台湾北部，并称这座岛屿为福尔摩沙，即美丽的岛屿，这个带有殖民味道的词语后来在西方传开。此前已在菲律宾和日本福传的道明会玫瑰会省的传教士抵达了这里，最先仅有两名西班牙人和11名日本人。他们在台湾最北部的吉隆和淡水建立了第一座教堂。

自1631年起，除道明会士以外，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方济各会士也相继抵达宝岛。在进入中国大陆之前，他们会在此处短暂停留，之后再经台湾海峡前往福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避开澳门以及葡萄牙的保教权，葡萄牙曾利用保教权阻止了一大批非耶稣会士进入中国。1633年，方济各会的利安当和道明会的黎玉范等人正是沿此路线进入中国。他们对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提出质疑，引发了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1642 年，天主教传教士和西班牙人遭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驱逐。至此，天主教第一次在台湾的传教活动宣告结束。

1662年，郑成功觊觎明朝皇位，抵抗满人南下，遂占领了荷兰在台南的领地，荷兰人被迫离开。20年后的1683年，清王朝击败了郑氏家族，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值此之际，清廷对宝岛首次全面接管。

第二阶段：艰难的西班牙福传工作

1895年，根据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在条约签署和日本正式占领之间的短暂空档期，台湾民主国诞生，这是亚洲首个共和国。1945年，日本二战失败，台湾重归中国。

1859年，感谢那些在福建传教已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西班牙道明会士，天主教重新回到了台湾。传教士们从厦门经台湾海峡来到高雄。到了1949年蒋介石抵达台湾之际，道明会士在这九十多年期间一直岛上唯一的天主教团体。

道明会士的工作并不简单：台湾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结构非常复杂。在19世纪末，天主教徒的数量刚刚超过1000人，这些信徒集中在几个与世隔绝的村庄。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高雄以南 60 公里的万金村。整个村子从1860年代起就信奉天主教，尽管受到当局和邻村的敌意，但信徒们仍保持信仰。即使在今天，这里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万金，信仰的力量依然强大，许多圣召源自这里。每年的12月8日，在圣母大殿中，信徒们会以极为隆重的方式庆祝圣母无染原罪瞻礼。这里的庆典充满了中华传统元素、当地习俗和从西班牙传教士那里继承来的宗教仪式。

然而，在台湾其他地区，教会成长速度缓慢。第一所神学院于1920年才创办。日本人的存在使基督徒陷入了困境。为了缓和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台湾于1912年成为一个自治的宗座监牧区，使用日语并脱离了厦门。

即便道明会士对中国礼仪持否定意见，但他们还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吸引台湾人信教。当然，礼仪之争也增加了福传的难度，因为当地民众以农业人口为主，他们难以抛弃自己传统的土地观、墓葬观、祖先观、家庭观和宗祠观。这种情况要等到二战以后才有所变化。1935年和1939年，罗马教廷推翻了1742年本笃十四世的决定，宣布接受祭孔祭祖仪式。

与此同时，随着土地改革、城市工业化和高中教育普及，台湾人民摆脱了对土地和传统家庭的依赖，也脱离了祭祀的旧俗。

涉台外交事务

1942 年，圣座与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1946年，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天主教学者吴经熊担任了第二任驻教廷公使。由于他与在港的宗座外方传教会士师人杰（Nicola Maestrini）神父结下了深厚友谊，最终选择皈依天主教。吴经熊是《爱的科学》的作者，这是一部献给里修圣女德肋撒的优美著作，其中德肋撒被描述为儒家伦理和道家神秘主义的综合体。

由于中国当时政局的动荡，前圣座驻华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被驱逐出境，1951年梵蒂冈驻中华民国使馆迁往台北。黎培理也走访了香港，但当时的香港还属于英国的殖民地，不可能成为外交机构的所在地。庇护十二世与中华民国签订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与中国的关系：罗马教廷最终选择留在了中国境内。

1970 年，教宗保禄六世访问香港，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呼吁。次年，教宗派遣一名代办前往台北，降低了外交关系的等级。保禄六世想要表明教廷对中国的态度，至今仍没有一位教宗访问过台湾。

第三阶段：流亡台湾的华人教会

50年代初，台湾约有1.1万名信徒、12名西班牙道明会士和3名台湾籍神父。后来，从大陆不仅有黎培理公使，还有800多名中外神父和数百名修女逃亡至此。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一百万士兵和无数难民：流亡人口的到来对于台湾当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天主教徒人数激增至30万。一半的天主教徒为居住在宝岛中部山区的少数民族。

后来，台湾设立了六个教区，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和大学等机构。另有一些社会福利机构为涌入岛内的难民提供了不少帮助。

台湾的教会有一个特点：在60-70年代，与天主教徒的数量相比，其神职人员的比例为世界之最。然而，来自大陆的主教和神父希望尽快返回，他们更像是一种流亡教会，并不深入当地人的生活。而且，不少人使用国语而非闽南话，这也让台湾信徒一度感到格格不入。

第四阶段：台湾教会及福传挑战

上述情况在过去的30年得到了改善，台湾教会所有主教都是从当地人中选出，不分民族，其礼仪也会采用当地语言。

到了七十年代，基于辅仁大学（台北）的一项神学研究，当地教会建议改编礼仪：在庆祝活动中阅读中华典籍，使用带有中国风的圣像画。

在高雄市，我记得当地有一座名为圣加大利纳的教堂，其祭台设计灵感正是来自传统祠堂，其外观也是如此。

然而，在当代，在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福传工作面临各种挑战。首先是为了保护山区非汉族人口，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这些民族约有20万人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事实证明他们非常愿意接受福音。这些民族的未来不太确定。因为年轻人都离开了大山涌入沿海工业区，他们很容易失去自己独有的身份和信仰。

当下，人们对于天主教的关注热度已逐渐冷却。遇到一个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是件幸福的事。即便天主教为社会和年轻人做出了巨大努力，但还有许多人认为基督教对华人世界来说是陌生的，是一个难以理解和实践的复杂现实。不过，教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得信徒数量上的成功，而是为了见证福音，哪怕是在一小群人中进行福传。

在台北，我曾经被一个年轻台湾人信仰经历所感动。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信仰并没有带来任何益处，却增加了与家人和朋友隔阂。但在我看来，这位年轻人的信仰是上主的恩典。

最后，我想总结说：历史迫使台湾和教廷多年来并肩前行。台湾不能仅仅被视为是可以抛弃的历史产物。台湾虽小，但意义重大：这里的教会崇尚自由、和平。拥有自由、民主和多元化，愿意与不同的宗教信仰进行对话。在自由、对话和民主颇为可贵的年代，这的确不容小视。

* 作者为宗座外方传教会士、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