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科幻的新热情

作者 Andrea Ferrario

科幻曾被中共视为“精神污染”，如今却创造了数十亿元的收入，并成为国家文化推广战略的一部分，其背后有着清晰的地缘政治考量。《流浪地球》和《三体》便是Netflix现象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但在背景中，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宣传所动用的强大计算能力所引发的紧张关系也逐渐显现。

米兰（亚洲新闻） - 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科幻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与权力格局的演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共仍将科幻将其归类为“精神污染”，与那些被视为与意识形态正统观念不相容的其他文化形式一样，因此既被排除在银幕之外，也被排除在书店之外。此后十年间，政策方向的转变使得科幻得以发展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并逐渐扩展到电影领域。这一转变在三十年后才最终完成，2019年郭帆执导的中国首部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此后，中国科幻产业发展迅猛，到2025年，其总收入达到1260亿元人民币（约合1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近16%。

科幻电影因国家利益而复兴

中国科幻电影的崛起并非完全由市场因素驱动。《流浪地球》的成功——该片成为中国影史票房第五高的电影——促使政府将科幻电影纳入国家文化推广战略。2020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CAST）与国家电影局（CFA）正式启动合作，指导和支持科幻电影制作，邀请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导演提供技术指导，以确保剧本既引人入胜又合情合理。该模式显然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好莱坞的关系为蓝本，但根据电影制作高度公共化的体系进行了调整。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其角色恰好契合了公共部门日益干预电影制作的框架。这家国有企业成立于1999年，由1951年成立的多个实体合并而成，是中国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与好莱坞公司不同，它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职责远不止于追求商业利润。200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一项战略，旨在通过民族文化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吸引力；在此背景下，科幻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挑战此前由西方作品主导的电影类型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技术胜利主义与地缘政治的交织

前文提到的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及其2023年的续集《流浪地球2》堪称文化产业与国家目标融合的典范。这两部电影以一个末日般的未来为背景：在中国的领导下，人类建造了数千台巨型引擎，旨在将地球移向另一颗恒星，以使其免受膨胀太阳的吞噬。影片的叙事核心在于技术主导地位，并大量借鉴了现实中的航天计划。第二部中明确提到了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望远镜（CSST），这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天文台，其性能可与美国的哈勃太空望远镜相媲美。作为剧情核心的轨道设施“方舟”空间站，让人联想到中国在该领域的实际成就，从“天宫”模块化空间站到2021年至2022年间建成的大型空间站。影片中甚至出现了一部太空电梯，而中国科学院目前确实正在研究这一方案。

地缘政治意图同样显而易见。影片中，美国被系统性地弱化，尤其被描绘成不愿参与国际合作，而中国则扮演了新兴国家联盟的领导者角色。这种叙事结构反映了中国太空联盟的实际格局：俄罗斯和南非加入国际月球研究站（ILRS）计划，以应对美国的“阿尔忒弥斯”计划。演员吴京的出现，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此前已在民族主义史诗电影《战狼》系列中担任主角。自2020年以来，这部影片已成为北京日益强硬的外交策略的象征，进一步强化了大众娱乐与政治宣传之间的联系。《流浪地球》在Netflix上线，覆盖190个国家，使其从一部本土佳作跃升为面向全球观众的产品。

产业的真实面貌

除了电影之外，中国科幻产业的数据也展现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电子游戏仍然是主导领域，其收入近780亿元人民币，占总收入的60%以上，中国游戏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也日益增长。科幻电影和电视剧的收入略高于8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20%。科幻文学作品的销售额约为50亿元人民币，而包括主题公园和沉浸式体验在内的科幻旅游收入接近280亿元人民币。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受科幻题材启发的科技设备领域是最新兴起的，其首年营收就达到了近250亿。

中国科幻小说的国际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该系列不仅销量突破百万，还被改编成一部由Netflix发行的高预算电视剧。与刘慈欣齐名的新一代美籍华裔作家，如刘宇昆和邝丽贝卡，在英语文化空间中重新定义了科幻小说与中国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他们将中国历史和文化元素融入面向全球读者的叙事中，并逐渐摆脱了上一代移民作家作品中常见的激进色彩。

设备上的裂纹

然而，在中国科幻小说蓬勃发展及其日益增长的体制支持背后，也涌现出一些重大矛盾。作为该类型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一位获得官方广泛支持的作家，刘慈欣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上新毛主义势力的攻击目标，他们指责他传播“反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批评以毛泽东时代政治宣传的语言为框架，矛头直指《三体》以文化大革命为叙事起点的方式，将其描绘成一场导致人们对人性失去信心的经历。在新毛主义的解读中，刘慈欣被塑造成一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精英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则被斥为大众意识中的“毒草”。

尽管这种批评源自少数群体，但它清楚地揭示了国家试图将科幻作品作为国家形象宣传工具时所伴随的矛盾。这表明，国家试图将科幻小说纳入其国家宣传战略必然会产生内部冲突，因为科幻小说本身就倾向于质疑当下并设想不同的未来，因此难以控制。刘慈欣的故事本身就凸显了文化推广与意识形态控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一方面受到官方的推崇，一方面又遭到那些回归革命正统观点的声音的攻击。

刘慈欣鲜为人知的短篇小说《诗云》似乎预示了这些矛盾。一个外星文明为了写出超越李白的诗歌，穷尽了太阳系的大部分能量，列举出了所有可能的字词组合。在这浩瀚无垠的诗句云海之中，固然存在比李白更出色的诗作，但那个外星文明最终还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因为它虽然能够创造一切，却无法在如此创造出的整体之中辨识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技术虽能制造出所有可能的艺术形式，但辨别能力始终是计算能力无法企及的。这个寓言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中国政府与其试图治理的文化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局限：生产与控制能力越强，解读与异议的空间就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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