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西岸：定居者土地掠夺下的考古遗产

作者 Dario Salvi

以色列议会一读通过一项法律，赋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上文物的控制权。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暴力冲突仍在继续。萨贝拉教授谴责“不安全氛围”迫使许多家庭“背井离乡”。犹太学校在助长反基督教意识形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加沙到伊朗，再到黎巴嫩，必须“克服”战争造成的“创伤”。

米兰（亚洲新闻） - 创纪录的定居点建设、出于教派动机的（人身）袭击（其中也包括针对基督徒的袭击），以及议会正在审议旨在加强对巴勒斯坦土地控制的新法律：这一切“令人无法接受”。[以色列人]单方面占领社区，驱逐居民，并在夜间恐吓他们。曾任法塔赫代表和中东教会理事会巴勒斯坦难民服务处执行秘书的伯纳德·萨贝拉（Bernard Sabella）直言不讳地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和极端分子暴力升级，而当局却对此“容忍”。巴勒斯坦基督教领袖向《亚洲新闻》强调，这片土地“也是我们的”，但如今，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从贝特萨胡尔到贝特贾拉，人们所感受到的是一种由失控的袭击浪潮所加剧的不安全氛围。昨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纪念了“灾难日”（Nakba）78周年，当时数十万人失去了家园和土地，沦为难民；如今，回首往事，“一种不安的情绪弥漫开来，对未来充满不确定，不得不收拾行囊离开”，正如“一些家庭已经离开”一样。

“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应该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负责，”萨贝拉在耶路撒冷接受电话采访时解释说，而是“社会中存在着一些更宗教化、更激进的因素”，他们受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驱使。“特别是犹太教经学院的学生，”这位教授接着说，“他们接受的拉比教育不承认基督教，因此主张可以向信徒吐口水，或者破坏十字架、亵渎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就像在黎巴嫩南部发生的那样。”萨贝拉教授强调，这种暴力根植于宗教领域，并且“对基督教的影响大于伊斯兰教，因为基督教被视为犹太教的‘模仿’，尤其因为其弥赛亚元素，例如救世主的最终降临。”我们需要对其他信仰抱有“尊重”，这是一种应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培养的“基本教养”，其理念与那些具有激进倾向的宗教学校截然相反。

由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领导的极右翼以色列政府，其成员包括公开支持占领的人士，例如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和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加速了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扩张。在中东战火的阴影下，从伊朗到黎巴嫩，巴勒斯坦人正遭受系统性的土地征用政策，犹太定居者的袭击也愈演愈烈。国际社会对此保持沉默，甚至连基督徒也未能幸免（参见泰贝）。此外，犹太定居者、极端正统派团体以及跨境活动的军事人员之间也存在基于教派的歧视和不容忍事件。袭击事件的升级已得到数据证实，数据显示，到2025年，敌对行为将增加63%：最常见的是吐口水（超过50%），其次是侮辱、叫喊或威胁（18%）、袭击宗教标志（15%）、肢体暴力（5%）以及亵渎圣地（3%）。

继土地之后，以色列领导层似乎也将目标转向了文物和考古遗产。近日，以色列议会（Knesset）一读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法案，批评人士称之为“事实上的吞并”。该法案的支持者声称其目的是“保护该地区独特的文化遗产”，并规定在西岸设立一个新的民事机构，负责管理文化遗产。该法案以23票赞成、14票反对获得通过，赋予以色列对文物、遗址和考古的直接责任和控制权，使其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控制日益加强。

“当前的战争关乎我们的身份认同、文化、天主，以及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深厚归属感，”利库德集团议员、该法案的报告员阿米特·哈勒维（Amit Halevy）在投票前不久表示。“这项法律，”他补充道，“是战胜野蛮行径的一部分。”一旦获批（编者注：还需要在全体会议上进行两次审议），它将成立一个“犹大和撒玛利亚遗产管理局”，借用圣经中对西岸的称呼，这个称呼也被一些部长使用。占领时期结束。该机构现在将承担国防部管辖下的职责。负责此案的人员是民政局考古部门的一名官员，该部门是国防部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处（COGAT）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处理该地区的民事事务。

根据民政局考古部门的网站，西岸有超过2600处考古遗址。重要的圣经遗址包括以色列王国的首都塞巴斯蒂亚；希伯伦的宗主教墓；以及示罗遗址，据圣经记载，犹太会幕曾在此屹立约400年。西岸还拥有几座哈斯蒙尼王朝的堡垒、公元1世纪犹太-罗马国王希律王的宫殿，以及昆兰洞穴，大部分死海古卷都是在那里发现的。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历史遗迹，包括白冷城的圣诞教堂。

萨贝拉解释道：“我们目前所目睹的——从定居者和极端宗教团体的行为开始——是二十多年前对儿童和年轻人所进行的教育所导致的后果”，正因如此，今天“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谴责、声明和批评”。最近，欧盟打破了数月的僵局，批准了一项针对暴力定居者的制裁计划，但对以色列定居点产品征收关税的措施仍处于搁置状态。这些只是表面功夫，无法改变问题的本质，而需要的是长期的行动。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体系”，这在宗教和教育领域都至关重要，即“强调必须将他人视为按天主形象所造的人”。他还指出，“天主的形象并非基督教的格言，而是犹太教的格言。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这一理念融入教育体系，使我们做好准备，并乐于理解他人及其信仰体系，即便我们未必认同他们的信仰。”

巴勒斯坦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进一步的紧张局势，尤其是在那些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AP）及其领导人阿布·马赞（أبو مازAbu Mazen）的人群中。阿巴斯是一个倡导对话的阵线，“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并首先从安全问题入手，与以色列合作”。然而，那些指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缺乏成效以及面临财政和经济困难的人却不绝于耳。此外，还有人质疑以色列是否真心希望实现和平、非暴力，与以色列人安全共处，建立基于信任的关系。萨贝拉回忆说，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或者说恐惧，以色列——不仅仅是其领导人——想要“像在杰宁或图勒凯尔姆那样，将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和土地，送往难民营”，或者加剧“向约旦的”难民潮。他总结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深受加沙创伤以及（程度较轻的）伊朗战争的影响，但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即使这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