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Stefano Caprio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举行的“沒有結果”的会晤，但其选址具有“战略”意义。阿拉斯加远离乌克兰和“软弱”的欧洲，凸显了“经济因素”的主导地位。此次会谈未能在莫斯科对基辅发动的战争中取得任何突破。这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自2007年以来首次踏足美国领土。

 

尽管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会晤，未达成实质成果，但其选址仍具有多重战略价值。阿拉斯加作为一个领土，打开了通往北极的大门，而北极正是未来地缘政治与经济谈判的关键目标之一，原因在于气候变化以及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这片区域因历史渊源和地理上的接近，几乎由俄罗斯与美国共同“分享”的地區。它靠近因冰层融化而不断变化的边界，同时又远离乌克兰和欧洲，避开了那些在东西方領土的划分势力范围的“帝王们”的干预与计划。

谈判中的经济方面，除了推迟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制裁之外，并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但其经济层面的重要性，却通过俄罗斯总统随行代表团的构成得到了突出体现：除了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和顾问尤里·乌沙科夫(Yuri Ushakov)之外，随行人员还包括国防部长安德肋·别洛乌索夫(Andrei Belousov)，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兼东正教副執事，负责俄罗斯整个“战争经济”；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Anton Siluanov)；以及最重要的，负责投资基金事务并担任贸易前景首席谈判代表的特别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

对特朗普而言，这次会晤“非常成功”，这表明乌克兰的停火问题对他来说并非首要关切。他更在意的是那些“世界大人物”的登场，他们正在精算维持绝对权力的代价。现在，“欧洲人和乌克兰人必须采取行动”，这些顽固的人民只是假装相信和平与民主。

除了讨论的大事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阿拉斯加夏季的清凉所带来的强烈精神维度，它让世界的主宰者，免于遭受地中海和中东肆虐的非洲热浪之煎熬。

“阿拉斯加是‘正教信仰在新世界传播的起点’，”莫斯科宗主教基里尔（Gundjaev）的顾问、普罗托耶雷·尼古拉·巴拉索夫（Protoierej Nikolaj Balašov）回忆道，“至今仍有许多当地原住民保留着东正教传统”，以至于这里的东正教徒人数，远远超过美国其他各州。

因此，阿拉斯加被视为“俄罗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神圣俄罗斯在全球使命的体现。传教工作——即将福音传播到其他土地——是俄罗斯教会历史中的重要特征，尽管其规模和普遍性不及天主教的全球性传教使命。

俄罗斯人是拜占庭基督徒的“子民”，这一信仰被重新诠释为新兴基辅国家的“新人民”的福音。然而，在接受洗礼两百年后，基辅遭到鞑靼-蒙古部落的毁灭性打击。这些入侵者并未强加新的宗教，使得俄罗斯正教得以在可汗的被动统治下幸存下来。

随着莫斯科的重生，俄罗斯圣人开始在欧洲北部地区传教，直至乌拉尔山脉。而在亚洲的逐步征服过程中，西伯利亚的众多民族虽被征服，却并未直接皈依东正教。然而，没有直接皈依东正教信仰。

卡尔梅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等重要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蒙古族裔，他们大多信奉佛教传统，甚至萨满教也被视为官方宗教之一。

尽管曾有通过上层决策和传教士到来的方式强行推广东正教的尝试，但实际上，西伯利亚的东正教徒主要是那些被迁移到亚洲土地上的俄罗斯人后代。这些人被迫从事劳役、流放或惩罚性迁徙，也有部分是为了组织开采丰富能源资源和珍贵矿产的艰难生产任务而被派往当地。

俄罗斯正教唯一真正的“海外传教”是在日本进行的，在那里设有莫斯科教会的“子教会”，但其信徒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相比之下，阿拉斯加才是俄罗斯正教传教工作的真正骄傲之地——这片土地既被视为“自己的”，又是“异域”，位于世界的边缘之地，却高于其他所有地方。

巴拉绍夫神父(Balashov) 回忆了伟大的传教圣人，如“阿拉斯加的德國人阿拉斯金斯基”（ Alaskinsky），他在19世纪上半叶于阿拉斯加南部海岸外的爱斯基摩人岛屿科迪亚克组织了一次传教活动，给许多当地的“阿留申人” (“Aleut”)施洗，因此被俄罗斯人尊奉为“美洲的主保圣人”。

更为著名的是神圣大主教伊诺肯季（Innokenty），他也被尊称为“阿拉斯加的伊诺肯季”。他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亚洲，后来成为堪察加、雅库特、滨海地区以及北美的主教。他以其精神权威支持东西伯利亚的将军兼总督——阿穆尔伯爵尼各老·穆拉维约夫(Count Nikolai Muraviev-Amursky)，在征服远东以及建立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俄罗斯在中俄边境上的第一座大型城市）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64年，他在新建立的堪察加城市 (Kamchatka) 为聖母領报主教座堂祝圣，并按照俄罗斯正教的传统将这些领土奉献给圣母。随后，他被隆重召回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大主教，成为整个俄罗斯教会的领袖。

圣伊诺肯季（维尼亚米诺夫）是少数在苏联时期被封圣的俄罗斯圣人之一，于1977年被列入圣人名册。这一由于特殊的政治与教会之间的契合：在此之前不久，美国正教会在伟大的俄罗斯神学家亚历山大·施梅曼(Aleksandr Shmeman)的倡议下成立，体现了莫斯科宗主教区在支持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苏联政权“世界和平斗争”中的特殊“正教使命”。而“阿拉斯加的伊诺肯季”这一人物形象，正成为这种世界融合象征的代表。

阿拉斯加是在伊诺肯季完成传教任务后，于1867年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xander II)决定出售给美国的。但东正教在当地得以保留，并在之后的岁月中继续传播，成为批准俄罗斯教会在美洲建立新教区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为如今“沙皇普京”的伟大回归奠定了精神基础。

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的一名居民帕维尔·沙利莫夫(Pavel Shalimov),在阿拉斯加首府朱诺生活多年，他告诉《俄新社》:“两位总统的会晤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新友谊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会晤是在居民如此热爱俄罗斯的地方举行的。”

普京的俄罗斯重返阿拉斯加，标志着其对西方“入侵”的新阶段，这一举动远比其在顿巴斯战线上的艰难推进更具象征意义。尽管俄罗斯多年控制该地区，却未取得实质性优势，反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这场“帝王之间”的会晤，令人回想起2016年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与莫斯科宗主教基里尔(Patriarch Kirill)在古巴的历史性会面——那片土地理论上更与天主教教宗和南美有关，但当时的东道主却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神职人员聖統。

许多评论人士认为，“唯一比阿拉斯加更让普京感到自在的地方就是莫斯科”。在距离阿拉斯加海岸仅55英里的地方，可以清晰地望见俄罗斯海岸线——正如一些人引用革命诗人安德肋·比雷 (Andrei Bely) 的诗句所说，“戴着沉重头饰的阴郁野蛮人唱着‘把阿拉斯加还回来’的副歌”。

不少人还赞颂8月15日这一重要日期：1945年这一天，日本天皇裕仁(Emperor Hirohito) 宣布投降；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甚至在1534年，耶稣会也在这一天成立。

历史上的“圣母升天节”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之一，是拜占庭女皇艾琳 (Irene) 在这一天下令弄瞎其共治皇帝儿子君士坦丁六世 (Constantine VI) 的双眼——就像普京为了迫使乌克兰投降而“弄瞎”了特朗普一样。面对这种局势，虔诚的天主教徒别无选择，只能将希望托付于天上圣母升天的代祷。

这是俄罗斯领导人自2007年以来首次踏上美国领土（联合国大会除外），显然开启了新一阶段的双边会晤。特朗普渴望“跨越克里姆林宫的门槛”以载入史册，而阿拉斯加正是通往这一历史时刻的门户——也是为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j) “政治葬礼”达成协议的地点。

在执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普京与美国总统举行了48次会晤：2000年，他与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签署了导弹信息交换协议；2005年，他在克里姆林宫与乔治·W·布殊 (George W. Bush)、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 (Silvio Berlusconi)、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 (Jean-Claude Juncker)合影，共同庆祝二战胜利60周年。

2005年，他在安塔利亚举行的G20峰会上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进行了讨论，2017年在汉堡首次会见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然后于2021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俄峰会上见到了乔·拜登(Joe Biden)，两个月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了普京的新世界大战。

普京在会谈前就已“赢得战争”，以胜利者和“新世界主宰”的姿态坐上谈判桌，与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达成“新雅尔塔”式的共识。乌克兰方面的抗议无法改变俄美对领土划分和交叉控制的前景。

欧盟显然无力支持基辅，也无法为冲突的公平解决提供保障。即便是最激烈的“恐俄者”——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Mark Rutte)，也提到需要对俄罗斯占领的领土进行“必要的法律定义”。

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中，真正主导的是“强者的法律”，以及那些自认为肩负神圣使命、要将世界从北极到南极、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现在连接到过去的人们所推动的全球统一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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