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记者面临的障碍重重

作者 Andrea Ferrario

长期以来，妇女权益组织也一直是北京打压的对象。结果，女性在传统新闻编辑室中的机会被大幅削减，而替代性的网络空间则持续受到压力。布隆伯格北京编辑助理范雾（Haze Fan）以及曾报道武汉新冠疫情、现已再次入狱的博客作者张展，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米兰（亚洲新闻）——在为数不多仍坚持调查性新闻的中国新闻编辑室中，女性记者与男性同事相比仍然严重不足。

对于那些试图关注性别议题或全面履行职责的女性记者而言，所面临的障碍远远超出了普遍存在的审查制度。

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编辑文化，以及日益碎片化和不稳定的工作环境，也带来了沉重负担。

这种局面源于十多年前开始的一个过程，在此期间，中国当局逐步拆解了最具进步性的媒体机构和女权组织的基础设施。

从 2015 年“女权五姐妹”被捕，到三年后“女权之声”被取缔，再到 2021 年“女性觉醒网络”微博账号发布最后一条帖子，有组织的女性维权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如今，事实上，运营一个正式注册的妇女权益组织几乎已不可能。

李思磐(Li Sipan)的职业轨迹为这一现实提供了内部视角。作为记者和活动人士，她经历了商业媒体的扩张以及其逐步窒息的过程。2007 年，她加入享有盛誉的《南方都市报》调查部门时，在约 30 人的新闻编辑室里，她是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

当时，《南方都市报》所属的南方报业集团被认为是中国最具进步性的媒体集团，但尽管如此，其中的性别差距依然显著。

编辑部的聚餐往往由男性之间的拼酒比赛和令女同事感到不适的谈话主导，而那些最具声望、能够建立职业声誉的报道几乎完全由男性记者承担。

新闻编辑室的文化与隐形差距

劳动分工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印象。报道社会问题和法律事务，往往需要在非正式场合与地方官员打交道，而在这些场合中，性骚扰十分常见。

男性记者通过与这些官员饮酒来建立非正式的信任关系，随后转化为消息来源。

女性记者则不得不忍受让她们极度不适的会面，这些场合充斥着骚扰和粗俗的笑话。李思磐宁愿接受不够完美的报道结果，也不愿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处境。

她与艾晓明(Ai Xiaoming) 一位教授兼女权活动人士的会面，成为李思磐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正如她在接受“中国媒体项目”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

艾晓明组织的一次关于媒体与性别议题的培训，促成了“女性觉醒网络”的成立，该组织由十二位广州的媒体专业人士共同创立。

从一开始，该组织就采取务实的方式，旨在将记者与熟悉性别议题的消息来源和活动人士联系起来，而不是传授职业伦理课程。

其目标是通过举办会议、展览、研讨会和活动，使女性主义行动在广州的公共空间中成为可见的存在。

与中国北方的女性组织不同，这些组织往往由官方媒体或政府智库人士领导，因此必须维持与当局的良好关系，“女性觉醒网络”则采取了更直接、更自主的方式。北方的女性们认为，广州的倡议尤其有效。该组织在十年间的工作帮助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使得当新一代活动人士在 2012 年出现时，当地媒体已经拥有一批对相关议题感兴趣、并对妇女权益组织运作有基本了解的记者。

打压与碎片化

2014 年，在一起大学性骚扰案件发生后，“女性觉醒网络”发起了一场为期八个月的运动，以支持受害者，并与学者合作翻译其他地方已采纳的反性骚扰政策。

当时，传统媒体正因广告市场的崩溃而陷入困境，许多资深记者纷纷离开这一行业。

网络平台则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并更愿意接受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投稿。

然而，随着 2017 年《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实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民间社会组织的工作风险日益加剧。

李思磐 (Li Sipan) 被当局迫使离开“女性觉醒网络”，转而从事教学工作。尽管她常常因压力和个人风险而想要放弃，但支撑她继续前行的，是能够传达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所带来的成就感。

如今，女性运动已在各个层面遭到全面压制，当局投入了巨大精力来控制其传播。

目前仍然可以讨论一些议题，从家庭暴力到较轻的话题，如婚礼费用，但凡涉及意识形态或国家机构的内容，都受到严格监控。

涉及私营企业家刘强东 (Liu Qiangdong) 性骚扰案件仍然可以被讨论，而涉及国家媒体知名人物朱军的案件则依然是禁忌。

在中国，女性若希望从事新闻工作，仍需面对多重风险。彭博北京分社编辑助理範若伊（Haze Fan）的案例便具有代表性：2020 年，她被国家安全部人员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带走。

2022 年获释后，她试图在香港恢复新闻工作，但签证遭到拒绝。她的经历凸显了女性编辑助理的特殊脆弱性——她们实际上承担着完整的新闻工作，却没有记者证所保障的专业身份或保护。

与此同时，使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在过去成为可能的条件已经消失，而主流媒体也不太可能重新动员起来支持协调一致的运动，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更广泛的公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