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永久出口的陷阱
尽管2025年爆发了关税战，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突破兆美元大关，其中45%来自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然而，这笔财富并未带动国内消费，因为以竞争力为名降低生产者价格的做法也挤压了薪资和收入。即将于3月推出的新五年规划似乎并未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米兰（亚洲新闻）－202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超过兆美元，创下当代经济史上的最高纪录。货柜持续从中国港口驶出，出口额屡创新高，但如此庞大的收入并未反映在外汇存底的趋势上。外汇存底基本上维持稳定，从2024年底的2兆美元增加至去年11月的3兆美元。那么，这些资金最终流向何处？
答案在于中国管理贸易财富方式的深刻转变。过去，政府倾向将贸易收入直接累积为国家储备，而如今这一体系已然改变：相当一部分流入资金仍掌握在出口企业手中，并透过私人投资流向海外，例如在欧洲建设电动车工厂或在东南亚建设半导体工厂。这些不再是像「一带一路」倡议第一阶段那样孤立的基础设施项目，而是整个产业集团的转移，它们在境外设立工厂，并带走供应商和分包商。
另一部分资金则流向以美元计价的金融工具，但不再投资于美国国债，中国已将其持股降至17年来的最低水准。中国企业和投资者现在更倾向于私人资产，减少对华盛顿的直接依赖，但仍在寻求美国市场的回报。同时，许多公司正在偿还外币债务，或选择将利润留在境外。
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切实的影响。根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引述宁波港的报道，作为全球货运量最大的港口，货轮不停地满载货物航行，而几公里之外的商业街却门可罗雀，商店销售额暴跌，许多居民捉襟见肘。换句话说，贸易顺差虽然带来了数字上的巨大成长，却并未转化为普遍的繁荣，反而凸显了结构性失衡，而且这种失衡还在不断扩大。
永久出口的陷阱
目前的失衡根植于中国经济的架构。家庭消费仅占国内生产毛额的39%，而已开发经济体的平均为60%。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反映了数十年来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为了促进工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牺牲了人民的购买力。结果是，中国生产的商品远超过民众的消费能力，迫使国家出口过剩商品，以维持工厂运作和就业稳定。
到2025年，这一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放缓，私人投资下降，基础建设项目带来的提振作用开始减弱，而房地产行业连续第四年举步维艰，销售额和投资额较前期水平大幅下滑。此外，持续三年的通货紧缩期也加剧了这一局面，而通货紧缩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生产者价格的下跌使得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出口，从而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国内价格下跌使中国产品在海外极具竞争力，但同时也降低了企业利润，增加了债务的实际负担，并挤压了工资和收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家庭消费减少，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而这些过剩的商品最终只能被海外市场消化。政府推出了一些有限的刺激消费的措施，例如报废补贴和定向补贴，但这些零散的干预措施不足以改变人们的预期。
尽管政府可以增加对家庭的转移支付或社会保障，但他们仍然倾向于对战略产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原因很简单。只要出口持续成长，北京就能在不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实现每年5%的经济成长目标。国际商业上的成功反而成了延后艰难改革的借口。换句话说，出口的强劲动能反而成了内部经济再平衡的障碍。
不可持续的模式
随着外部保护主义抬头，这种模式的裂痕正日益显现。例如，欧盟已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隆（Emmanuel Macron）也称北京的贸易顺差“不可接受”。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遭受低价商品的竞争，并将被迫进行自卫。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如今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威胁甚至超过了美国的关税。
为了缓解这些压力，中国正寻求贸易管道多元化。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已超过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45%，而对美贸易顺差仅占24%。对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也显著成长。然而，这种地域上的重新分配加剧了人们的怀疑，即一些中国商品仍在透过间接途径进入西方市场，从而规避关税。如果情况属实，这种现象可能会引发新的报复措施。
国内矛盾也日益凸显。中国巩固了其在稀土、电动车电池等战略领域的制造业和工业主导地位，并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步。同时，这工业强国的社会基础却显得日益脆弱。消费者信心跌至历史低点，人口快速老化伴随着出生率的骤降，预计2025年出生率将降至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中国正走向经济萎缩。一些经济学家将这种情况描述为差距扩大：一方面，出口和技术能力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消费、出生率和对未来的信心正在下降。风险在于，类似困扰日本数十年的通缩思维可能会蔓延开来，使中国越来越难以摆脱恶性循环。
预计2026年3月发布的“十五”规划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目前已公布的草案表明，中国在发展策略方面与以往的选择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创新、技术自主以及机器人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发展仍然是核心。既定目标是将中国在全球生产中的份额从30%提升至40%，而增强国内消费的空间似乎有限。
然而，经济再平衡迟早会发生。出口成长不可能无限持续，尤其是在贸易壁垒日益增多和全球经济成长放缓的背景下。一旦出口成长势头减弱，中国将面临迫切需要加强对内需的支持力度，而无法再依赖外部驱动因素。进一步推迟经济再平衡意味着接受通货紧缩将成为常态，这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最终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并带来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