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中国的新地缘政治杠杆
近年来，北京已从大规模生产仿制药转向投资先进的生物医学研究。凭借着与电动车领域极为相似的成长模式，中国如今掌控着全球80%的活性成分。芬太尼事件凸显了这张“王牌”的重要性，它被誉为贸易战中的“核选项”。但中国仍需西方的支持才能在这个市场站稳脚步。
米兰（亚洲新闻）－在美国销售的约700种药物至少依赖一种中国独家生产的成分。例如，常用抗生素阿莫西林需要四种起始原料，几乎全部由中国企业生产。
这些数据罕为人知，但它们清楚地显示了生产力的分布：中国控制着全球80%的活性成分、70%的维生素C产量和90%的青霉素产量。
在美国的辩论中，这种依赖被一些人形容为北京手中的“核选项”，这一比喻表明，这种依赖被视为美国医疗体系的一大弱点。
事实上，正因为其潜在的毁灭性影响，这种“武器”几乎无法使用。与中国已经对其出口实施管制的稀土不同，药品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
药品禁运将引发前所未有的全球反应，孤立北京，并剥夺中国患者获得美国在先进癌症治疗领域中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的机会。如果中国将救命药物作为政治施压的工具，只会对其国际信誉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然而，芬太尼的案例表明，中国可以施加一种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仍然有效的压力。继去年11月习近平（Xi Jinping）主席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达成贸易协议后，北京推出了新的许可证，限制向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出口13种芬太尼化学前体。作为限制合成鸦片类药物原料流通的承诺，华盛顿将对华关税从20%降至10%。
此举表面上是对美国的让步，但实际上却显示北京对关键化学品的控制程度之高，以及其作为谈判筹码的能力。这并非孤例。早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期间，新华社就曾指出，中国对医疗保健产品的任何限制都将使美国陷入困境。
美国对药品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仿制药上，仿制药占美国处方药的90%，利润率极低，几乎不可能将生产转移到中国。
活性成分的生产也造成严重污染，使得大规模将工厂迁回西方国家更不切实际。印度在2020年推出了激励措施，但这并未阻止中国企业保持竞争力。同时，日本和欧盟正试图重建国内产能，但未能撼动北京的主导地位。
但中国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强大的地位的呢？答案在于其产业转型过程，这与中国电动车的崛起极为相似。
工程技术驱动创新
近年来，中国已从以仿制药生产为主转型为先进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领导者。如今，中国企业与大型跨国制药公司签署的国际协议比例相当高，显示中国本土研究的品质日益受到认可。
中国在全球临床试验中日益活跃，并在下一代肿瘤治疗技术领域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转变。这些新技术旨在比传统疗法更精准地靶向病变细胞。
中国的医药创新模式是基于卓越的工程技术，而非基础科学研究。一位上海生物制药公司的创办人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解释说，研发新药更像是解谜，而非进行基础性发现。
中国在这一领域拥有显著的结构性优势，使其能够以远超全球平均的速度，将一种新分子从发现推进到临床试验阶段。患者招募速度也更快，这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强烈的治疗需求，同时临床研究成本也远低于西方跨国公司。速度和成本效益的结合得益于完全整合的药品供应链，该供应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研发过程中的浪费。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曾经能够维持十余年垄断地位的创新药物，如今甚至难以维持一两年的优势，这种竞争螺旋式下降在中国被称为“内卷”。
这种压力最初仅限于国内市场，如今正开始对海外市场产生影响。中国企业在授权交易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可能导致价格下降和获利周期缩短，即使是对大型西方跨国公司也是如此。
后者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专利悬崖”之一，许多药物的专利保护将在2030年前到期，由此造成的收入缺口推动着全球范围内对新分子药物的探索，尤其是在中国，因为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估值更低，许可条件也更有利。
然而，这种探索正面临日益明显的阻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不愿批准仅基于在中国进行的试验而获批的药物，而华盛顿方面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要求控制敏感数据的转移并限制与中国公司的合作。
这些都是政策收紧的迹象，可能会减缓中国生技公司进入西方市场的脚步。
专家认为，中国公司在规模和营运能力方面，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与强生或阿斯特捷利康等公司竞争。
目前，没有一家中国公司跻身全球前二十大巨头之列，许多生技公司（通常仍处于亏损状态）难以获得在海外建立销售网络或独立应对更为复杂的监管体系所需的资源。
因此，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依然存在，使得采取激进措施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在美国不得不权衡诸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和保持药品价格低廉等相互矛盾的目标时，而关税不太可能保证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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