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Rachel Zhu

“1926年六位国籍主教罗马祝圣百年纪念：中国天主教本土化与国籍枢机的兴起”国际研讨会在港举行   

 

由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1926年六位国籍主教罗马祝圣百年纪念：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与国籍枢机的兴起”国际学术研讨会，于8月11至12日在浸大校园圆满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美国、奥地利、捷克、意大利等地近二十位学者发表论文。香港浸会大学档案馆及天主教香港教区档案馆亦向与会者开放珍贵馆藏，直观呈现近百年来中国教会本地化的曲折历程与社会影响。 

1926年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亲自祝圣首批六位华人主教，是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的标志性事件。本次研讨会围绕“本地化进程”“华人枢机研究”“个别主教的生平与挑战”“本地化运动的综合评估”四大主题展开，深入探讨该历史节点对中国教会、社会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深远意义。 

美国惠特沃斯大学Anthony E. Clark教授以“Resurgam”（我必复兴）为题，首次公开新近数字化的影像档案，揭示1924年上海主教会议、1926年主教祝圣及1946年圣统制建立等里程碑事件背后的多重动力及其后续影响。个案研究聚焦田耕莘、于斌、单国玺、邓以明等华人枢机的历史使命与贡献。波士顿学院Paul Mariani教授及香港浸会大学朱宜怡教授分别以新著《分裂的教会：金鲁贤主教与后毛时代教会复兴》及《汤汉枢机：在香港教会传统中的复兴》为切入点，阐述教会领袖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限制与建树。作为会议统筹人，朱宜怡教授指出，六位主教的祝圣在教会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对后继华人主教及枢机的研究，既是对先贤的致敬，也为今日中国教会的身份定位提供参照。 

与会学者就本地化的动力与国籍主教（枢机）的遗产展开深入讨论。同济大学周萍萍教授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本地化运动是中国社会变革与宗教适应互动的结果，推动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弱化了“洋教”标签。澳门圣若瑟大学Franz Gassner教授与捷克马萨里克大学Magdaléna Rychetská博士指出，华人主教们在战争与社会动荡中，始终以简朴生活与虔诚祈祷持守教会传统，依据普世教会宪章制定本地化传教策略，维系“既中国又公教”的身份，为当代中国教会留下宝贵遗产。 

亦有学者提醒，如今的“中国天主教”至少涵盖两岸四地不同处境的教会，而上世纪20年代仍为一体；国籍主教的祝圣虽在政权更迭与高涨民族主义浪潮中完成，教会却既坚守福音精神，又免于被政治工具化，足见本地化之动力与主体皆源于教会自身。与会者普遍认为，百年后的中国天主教俨然已是中国人的教会；不过，当年的华人主教熟谙多国语言，对普世教会及社会有深刻洞察，并能与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展开建设性对话——这些能力与简朴与忠诚的品质一样，共同推动了本地化的进程。香港中文大学Naomi Thurston指出，当下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历史研究均受全球化学术思潮的激荡：文化交流模式、反殖民／后殖民论述、全球史与地缘政治视角、跨民族与离散叙事等，为研究提供多元参照；数字化档案更带来前所未有的研究便利，教会和学者在探讨“本地化”主题时，亦需反思自己的研究范式，警惕意识形态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