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年前的7月4日，美国开国元勋们将目光投向中国
如今，华盛顿和北京在关税、台湾和科技问题上针锋相对。然而，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以及美国革命的其他主要人物，也从孔子的思想和中国帝国的功绩制中汲取了灵感。这段被遗忘的历史，讲述了美中两国关系截然不同的开端。
华盛顿（亚洲新闻） - 关税、半导体、台湾岛的紧张局势。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对抗，抹去了中国在美国建国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其逐渐淡出人们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250年前的7月4日，在美国开国元勋们签署《独立宣言》之际，他们的思想也受到了儒家哲学的启发——这些思想经由欧洲启蒙运动的淬炼，通过期刊和外交信函传到了新大陆。
富兰克林与孔子
历史学家戴夫·王（Dave Wang）曾于2011年在学术期刊《亚洲教育》（Education About Asia）上发表文章，重构了美国开国元勋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借鉴，而这一影响的主要传递者正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富兰克林在1724年至1726年间旅居伦敦期间阅读了《孔子的道德》后深受启发，并于1737年在《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上刊登了节选，将这位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传播给美国殖民者。儒家关于道德完善——从个人到家庭，从国家到帝国——的理念，在富兰克林身上找到了一个坚定的倡导者。在著名的《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中，富兰克林向读者推荐的勤奋、节俭和家庭美德，正是儒家伦理的体现。
富兰克林还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政治领域。独立战争胜利后，一些老兵提议建立世袭骑士团，富兰克林对此表示反对，并援引了中国的例子。他解释说，在中国，荣誉并非传给子女，而是归于那些因美德而脱颖而出之人的父母，以此鼓励家庭将子女教育成有益于公共利益的人。他亲笔写道：“因此，在中国这个历史最悠久、因长期经验而最为睿智的民族中，荣誉并非自上而下授予，而是自下而上赢得的。”相比之下，欧洲的世袭贵族制度却滋生了骄傲、浪费和贫困。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密歇根大学荣休历史学教授马丁·鲍尔斯（Martin Powers）指出，杰斐逊和富兰克林都从中国的政体中汲取灵感，尤其是以功绩为基础的国家理念。杰斐逊曾提到一种“自然贵族”，即由美德、教养和才华所定义的精英阶层，这与依赖出身和世袭财富的“人为贵族”形成鲜明对比。简而言之，这就是将中国官僚体系转化为共和制语境下的模式。
从一开始，美国就重视与中国的贸易。独立后第一艘出海的美国商船“中华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启航，驶往广州。杰斐逊担任国务卿期间，力求开辟一条通往东亚的更短航线；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与广州进行贸易的美国船只数量从1785年的两艘增加到1806年的四十二艘。到1795年，也就是“中华皇后号”首次航行仅仅十一年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就已经超过了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竞争对手。
沉默的雕像
即使在今天，任何登上美国最高法院东入口台阶的人都能看到孔子的雕像，它与梅瑟和希腊立法者梭伦的雕像并列。雕塑家赫尔蒙·麦克尼尔（Hermon MacNeil）于20世纪30年代应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之邀，安装了这座雕像。麦克尼尔希望表达这样的理念：真正的正义应当优先考虑集体的公民美德和社会和谐，而不仅仅是个人权利。如今，那座雕像就矗立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办公室窗户的正上方。
它被遗忘已久，以至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上个月访问北京期间的讲话才引起广泛关注。特朗普说：“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殖民地时期就在他的报纸上刊登孔子的格言，而今天，这座纪念中国古代的雕塑骄傲地镌刻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外墙上。”据《南华早报》前主编周忠彦称，这将是美国总统首次在国际层面承认这一思想上的渊源。
天命与幸福的追求
然而，最引人入胜的相似之处，在于《独立宣言》中最著名的短语——“追求幸福”的权利。传统上，人们认为这句话出自约翰·洛克或伊壁鸠鲁之口。然而，它却惊人地反映了儒家和孟子学派关于“天命”的学说。孟子认为，任何政权的正当性都基于一个标准：即其保障人民福祉与安宁的能力。他还补充道，如果统治者未能履行这一职责，压迫人民，他就失去了“天命”，人民便拥有了推翻它的权利，甚至是道德义务。杰斐逊写道，当一个政府对人民的安全和幸福造成破坏时，“人民有权，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府。”
启蒙运动与大镇压
在周仲彦看来，美国开国元勋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而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则对中国充满向往。那些试图改革饱受宗教战争、君主腐败和教条主义蹂躏的社会的哲学家们，将东方视为理性世俗文明的典范。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将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信息大量传播到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则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反对旧制度的论据。伏尔泰对儒家思想如此着迷，以至于他认为儒家思想是最纯粹的自然神论，即相信存在一位基于人类伦理而非神启的理性造物主。他的书桌上摆放着中国山水画。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作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导师，对中国政府如此着迷，以至于被誉为“欧洲的孔子”。魁奈正是借鉴了道家的“无为”（即不强迫的行动）理念，发展出了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然而，据王所言，华盛顿和杰斐逊希望建立一个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美国，并借鉴不同的思想源泉。而中国，在数十年间，正是这些源泉之一。
随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军事和技术的优势催生了一批新的思想家，他们改写了历史的面貌。此前被视为文明典范的中国，突然被重新解读为“东方专制”，停滞不前、僵化守旧，尤其是在黑格尔的笔下。叙事转变迅速而系统，自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便采取了严厉导师的姿态，试图通过贸易、外交或军事力量来改革中国。其余的便是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