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1/200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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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与传教》 ? 传教的楷模德勒撒修女

作者 Bernardo Cervellera

十月十九日世界传教节之际,印度加尔各答的德勒撒修女,将荣列普世教会的真福榜。圣座选择这一天为封列真福的日子,绝非偶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将德勒撒修女的封圣,视为在褒扬一位当代传教事业的楷模;是向全世界所有本着德勒撒修女的精神,耕耘在传教领域中的传教士们,表达最为诚挚的敬意。

十月十九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的隆重弥撒圣祭中,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向在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四十多万名热心教友,德勒撒修女的敬仰者们,以及无数通过卫星电视直播收看实况的观众们,指出了这一盛大礼仪的深刻意义:“在十月十九日世界传教节这一天封列德勒撒修女为真福,本身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德勒撒修女用她的生命见证,使我们大家牢记,教会的福传事业是通过施爱德、再加上祈祷和聆听天主圣言的帮助来实现的。……默观和行动、福音和造福人类,德勒撒修女用她完全彻底地奉献给穷人的一生,同时依赖祈祷的一生宣讲福音。”

            直到今天,教宗一直在告诫印度效仿德勒撒修女的榜样。今年五月二十三日,教宗在接见前来述职的印度主教团主教们时,指出:“印度有幸通过即将封列真福的德勒撒修女的见证和榜样,直接尝试了教会服务于穷人的圣召。她满怀喜悦地为穷人做出奉献、无条件地关爱穷人的生活,使我们产生了也要象她这样做的由衷愿望……。印度教会尽管面临着人力和物力严重缺乏的问题,但仍继续努力迎接挑战。我要为你们祈祷,愿你们能够以德勒撒修女在你们的团体中所从事的爱德活动为榜样。”

            随着十月十九日封列真福典礼的临近,德勒撒修女很快也将成为全世界的典范。她那对基督深情的爱,对穷人中的穷人的无限关怀,使她成为教宗希望今天的基督信徒们共同效仿的“女性化的”楷模。在教宗的眼中,这位身体瘦弱,满脸皱纹,但却面带孩童般灿烂微笑的老妇人,出色地做到了教宗早在上任之初就反复要求教会应做到的——基督是教会的道路;人是教会的道路,不仅如此,她堪称教会的典范(援引《人类的救主》通谕)。

            那么,将加尔各答的德勒撒修女举扬到普世教会传教事业典范的高度,是否过于夸张了呢?难道她不过是数以千计的关爱他人的各种表现形式之一吗?因着各种复杂的因素,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经济不平衡、不公正现象的笼罩下,她的事迹是不是过于平凡了呢?在这样一个色彩纷呈的大千世界中,不同宗教信仰观念众多的情况下,展示十字架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是否会威胁到已经十分困难的相互宽容呢?

            事实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建议充分回应了这一紧迫的需要——当代的传教活动出现了问题。教宗在《救主的使命》通谕中,指出了教会传教事业的“衰落现象”,这标志着在耶稣基督内的信仰的危机(援引《救主的使命》通谕2)。

            宗座外方传教会二OO一年度的全体大会上,用“肿瘤”来形容“基督论的衰退”。这一现象,很可能将福传事业退化到社会活动、慈善事业或牧灵组织,这是十分危险的。

            传教事业应彰显耶稣基督的爱,向全人类宣讲,使他们都能认识到天主的爱,比死亡强大的爱。基督信仰的传教事业,有可能偏离这一活生生的、势不可挡的、更新的爱,而成为一种纯粹伦理道德上的、慷慨的道义上的行为;或者无法完全体现基督信仰精神的公益事业。       

而德勒撒修女所阐述的传教活动,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感受——发现“灵魂对耶稣的渴求”、他的爱、他开放的胸襟,即便是在藐视和冷漠面前,也未曾改变的爱与慷慨。

然而,传教事业在化做行动和活动之前,首先应该去参与基督的“饥渴”;在见证的生活中,彰显和活出他的爱。我们大家都熟识德勒撒修女每天都坚持颂念的保罗·纽曼枢机的祷文:“亲爱的耶稣,……请你和我在一起吧,我将重新变得与你一样光彩照人,以至于成为照耀他人的光。哦,耶稣,这光明将全部从你而来。”

            在这一感人肺腑的发现中,德勒撒修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她重新在教会中彰显了传教的意义。祈祷和工作双双成为“基督的经验”;度献身生活的誓言成为了基督的恩宠,成为我对基督之爱的回应;团体生活成了耶稣临在的具体表现;圣事和权威都成了耶稣在教会内的实实在在的临在。

            在重新发现传教(耶稣基督-见证)的主题的同时,也找到了对教会与世界、圣事与发展、团体生活与在世界中的任务最为精辟的总结概括。必须将这一主题,经历并彻底融化到统一的环境中去;否则,传教事业只能是无尽无休的烦恼,最终导致许多人放弃圣事、放弃权威、放弃团体生活;度献身生活的誓言成了一种负担,仅仅是为了做而做,毫无实质性的意义可言。

而对德勒撒修女来说,在圣道礼仪和被钉十字架上默观的基督,就在她所遇到的临终病人或着麻风病人的身上(‘我们为基督清洗、照顾基督、为基督穿衣……’)。当有人问起她献身穷人的理由时,她总是回答说:“我们不是社会救助人员。社会义工为一个计划而工作;我们是为了某个人而工作。”

 

            我们所谈到的‘基督论的衰退’和世人屈服于一味追求效率的思维方式,给传教活动带来了其他的问题和困难。

            如果要对上述困难做出定义的话,我很愿意以‘僵化的职业性’来形容。传教士在他们所生活工作的文化与宗教背景中,努力谋求某些专业或者学科的‘进修深造’——语言、文化、宗教内容、对话、少数民族或团体等……。而对上述所谓‘知识’的学习研究,似乎无尽无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将宣讲基督死亡与复活的使命拖延下去。不仅如此,在经过长时间的宗教、文化学习研究后,我们所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我们不应该去摧毁和改变这些文化”;“为什么不能让佛教徒生活他们的信仰呢?事实上,基督已经救赎了一切嘛!”这种观点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过去殖民主义恶果造成的(‘永远不要再将任何事物强加于人’!);另一方面,是一种墨守成规的观念,客观地说,漠视了文化与宗教,将传教士仅仅视为挽救受造物的国际机构的专家!但是,文化与宗教是人们谋求协调他们的利益、幸福与奥迹愿望的方式。为此,人类与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是戏剧性的,是历史性的(不断发展变化、与自由息息相关);他们极力寻求符合自己需要的答案。

            德勒撒修女首先向全社会见证的是,人在任何一种文化和宗教之上,并在其中;人需要被爱、被接纳、被关怀洁净。这绝不会导致对文化与宗教的漠视,相反,是人的宗教与文化的最大程度的尊重。对那些怀疑仁爱会的修女们所开展的慈善事业是强迫人们改变宗教信仰的人,德勒撒修女总是回答说:“我们从没有极力让那些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们皈依基督信仰。总之,我们是在通过我们的行动,来见证天主的临在。如果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或者不可知论者能够成为更加完美的人类,特别美好的人类,那么,我们非常高兴。”德勒撒修女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还特别体现在加尔各答的临终危重病人收治中心里,每个人的葬礼,都按照各自的宗教信仰风俗举行。印度教徒在临终前,接受恒河水的洗礼,然后火化;穆斯林则按照伊斯兰的风俗安葬……。那些没有任何亲人的孤身者,最终,还有修女为他们守灵和哀悼。

            “教会基本的和首要的道路”——人所关心的,对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所关注的,恰恰是使德勒撒修女不为社会意识所动的。在长达十几年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者的分析、体制变革和阶级斗争,的确动摇了为数不少的,生活在矛盾和极度贫困环境下的传教士,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缓解人们的贫困。但是,一味地追求“体制改造”,却忘掉了他们最终要服务的穷人。德勒撒修女历来将自己比喻为“爱的革命者”。对那些指责传教士只给穷人“鱼”,却不教他们钓鱼的人,她总是提醒他们注意,她的穷人们“是如此脆弱,以至于根本无力拿起钓鱼杆”。对于德勒撒修女来说,最重要的并不保持社会地位,或者解决问题,一切的中心首先是,也始终是充满了各种问题和为社会地位所制约的人。

这一对人类的关注,使德勒撒修女没有陷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辩论、在红与黑之间作出选择的旋涡之中。就这样,这位被激进派指责为‘遏制’革命的步伐的普通修女,成为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最公正的评论家。感谢德勒撒修女的努力——在黑暗时刻过去之后,不仅局限于物质和经济含义的,更加深遂和全面地诠释贫困的概念诞生了:

            “今天,穷人是没有面包和米饭;缺少天主圣言之爱和生命力的人;

他们渴望水与和平、渴望真理与正义;

            他们被债务逼得衣不蔽体、就连他们做人的尊严和对罪人的怜悯也被剥夺。

            穷人无家可归,家徒四壁,甚至没有一颗理解、遮盖和爱的快乐的心。

            他们病了,需要药品的医治,更需要亲切的抚摸,热情的微笑……”(《德勒撒修女——传奇的一生》,K SPINK,1997)。

            这一新的福音性质的贫困含义,要求人类立即做出回应。变革的吸引力、现实局势的批评和拒绝,加之未来遥远天堂的计划,导致了一批心存怨气、愤闷、失望和丧失了激情的传教士。

            而德勒撒修女对每一个她所遇到的穷人,都“迫不及待”地带给他们一些有活力的东西。所谓“迫不及待”是以 “迫不及待”地赶往伊萨伯尔家的玛利亚为榜样的。这种紧迫感不受到任何未来变化、社会体制、政府、其他各种因素,甚至自身因素的限制。德勒撒修女以其特有的方式,将穷人一个一个地聚拢在身边,直到逐渐建成了临终病人关怀中心、被遗弃儿童收容所、学校、麻风病人村、艾滋病患者诊所、老年之家、未婚母亲中心等等。通过上述方式,德勒撒修女成了‘爱德的创新’的典范。而这恰恰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新千年的开始》牧函中,要求全体基督信徒们在第三千年完成的传教任务(《新千年的开始》50)。

 

            而爱德的创新中,失败又是在所难免的,尽管人们都极力去掩盖和避免,但是,这却是一个事实,一个在传教事业中很重要的经历。即便是深受一国之君、公主名流;各国政要和宗教领袖们尊重、爱戴的德勒撒修女,也未能避免失败的遭遇。一九九一年,她曾致函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以对人民、对天主的爱的名义,要求他们不要挑起(第一次)海湾战争。但是,无论是布什,还是萨达姆,都对德勒撒修女痛心疾首的呼吁置若罔闻。当她在连续争取数年之后,终于得以踏上中国的土地后,希望在那里为穷人开办收容中心时,她得到的回答却是,中国“没有穷人”。更有甚者,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德勒撒修女都曾经遭到了个别媒体别有用心的污蔑,说她是“蛊惑人心,善用愚民手段”、她要做“基督的光”。但是,德勒撒修女并没有因此而胆怯,她将自己的失败视为“是服从天主的意愿”。不仅没能阻挡她的活动,相反,使她的事业更加蓬勃发展,更加具有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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