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东到巴西比亚迪工人：中国社会抗议暗流涌动

作者 Andrea Ferrario

“昨日”观察站一个月内就监测到50起抗议活动。这些零散的抗议活动零散大多与拖欠工资有关。此外，申诉渠道受阻也加剧了抗议的严重性，地方官员雇人阻止民众向北京相关部门提交申诉，以免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而这正是中共试图掩盖和忽视的现实。

米兰（亚洲新闻） - 席卷中国社会的社会不满情绪具有一个与其他大多数主要国家不同的特点：它是一种持续且广泛的现象，遍及全国，但却分散分散，缺乏公众关注。

总部位于加拿大的独立观察机构“昨日”通过收集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证词，记录了仅在2026年1月就发生的50起集体抗议事件。抗议活动的构成反映出这样一幅社会图景：社会裂痕正沿着多条方向不断加深。工人，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建筑业，约占所有抗议活动的三分之一。他们的诉求几乎全部围绕着拖欠工资、工厂未经通知关闭或搬迁以及无理减薪展开。紧随其后的是业主，他们抗议开发商购买的房屋却从未完工；还有因金融平台倒闭而蒙受损失的投资者，例如深圳水北金饰区那起备受瞩目的案件，数十亿美元的诈骗案引发了数千人走上街头。农民们则在反抗强制征地、长达数年的粮食付款拖欠，甚至在拒绝火葬的农村社区强制火葬。

这些抗议活动遍及二十多个省市，包括上海和深圳等主要城市。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警方介入的频率很高，约三分之二的事件中都有警方介入，超过三分之一的案件中出现了殴打和逮捕事件，尤其是在与金融投资和农村土地纠纷相关的抗议活动中。与建筑工人要求支付拖欠工资的抗议活动不同，后者警方通常仅限于控制局面；而当抗议者触及房地产利益或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权时，镇压手段则要残酷得多。

上访制度：一个失效的泄压阀

这场普遍存在的冲突伴随着一个中国沿用数百年的制度渠道，并且与之部分重叠：那就是上访制度。共产党继承并加以调整以适应自身需求。在一个缺乏信息自由、司法系统受政党控制的国家，向国家投诉与建议办公室提出申诉的机会，至少在理论上，仍是遭受地方当局滥用职权者所能利用的唯一法律途径。每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成百上千的人涌向北京提交投诉，其中绝大多数涉及土地征用、任意拘留和地方腐败。中央办公室记录投诉并将其转交给相关地方政府，希望上级的压力能够促成问题的解决。

然而，实际情况几乎总是截然不同。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完全没有上访已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反而滋生了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促使他们阻止民众投诉上报。一些省级政府甚至派人前往北京拦截上访者，阻止他们投诉，并将他们遣返回乡。在常安门一带的上访办附近，这些人员公开恐吓上访者，甚至经常绑架他们。一位陕西官员承认，如今派去监视和拦截上访的人员数量已经超过了上访者本身。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央政府正日益限制这一渠道的影响力。源于毛泽东时代的“枫桥”基层纠纷管理模式，如今正被重新包装，作为防止地方冲突升级至国家层面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将问题解决权交由那些造成问题的当地机构来行使的机制，从而形成了一个闭环。

从广东到巴西，同样的模式

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趋势相比，1月份的抗议数据显得更加重要。《彭博社》援引自由之家的数据称，2025年劳工抗议活动比上一年增加了44%，其中广东是冲突的主要中心。这个出口额超过荷兰、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工业引擎的省份，已经连续四年落后于全国经济增长，房地产崩盘和价格战侵蚀了企业利润。

自动化，尤其是超过200万台工业机器人的安装，减少了对长期劳动力的需求，并鼓励使用临时工。在高峰期，临时工占南方工业区劳动力的三分之二。所谓的零工经济中的不稳定工作目前约占城镇就业的40%，这些工人大多没有医疗保险、带薪休假或病假保障。

在广东的建筑工地和工厂进行的调查证实，生产力增长未能转化为工资上涨，而北京大力推广的高科技产业作为国家未来支柱，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远不足以弥补建筑业和传统制造业的损失。

这种剥削和不稳定的模式也在中国境外重演。《华盛顿邮报》对中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在巴西建筑工地雇用的中国工人的待遇进行调查，并揭示了这一现象。数百名工人被从中国最贫困的省份招募，并被承诺提供高薪，却被雇佣到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工厂的建设中。巴西检察官认为，这些工人的工作条件符合强迫劳动的标准。调查人员发现，工人的护照被没收，居住环境过度拥挤，轮班工作没有休息时间，工资低于约定标准。所有这些都是侵犯人权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体系早在中国的招聘过程中就已经开始。这一事件只是更大范围的一部分，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发生在比亚迪在匈牙利的建筑工地。

抛开地域差异不谈，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内在联系：中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处境正在多方面同时恶化，而他们用来表达不满的制度性渠道却在不断减少。审查制度阻碍了这些事件形成对问题的集体认知，而抗议活动的地域和社会分散最终有利于体制的稳定。福建的建筑工人无从知晓深圳投资者的遭遇，而深圳投资者也对云南农民反对强制火葬的动员一无所知。每个事件都起源于地方，也终结于地方，在公共话语中不留痕迹。

在这个向世界展示其凝聚力强盛的科技国家的表象之下，一场广泛而普遍的社会冲突正以当局极力忽视却又难以掩盖的频繁频率爆发。一些中国观察家所提及的脆弱性，日益指向体制本身的政治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正受到失败的经济模式的挑战，该模式不断将经济失衡的成本转嫁给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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