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0/2025, 18.02
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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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韓工人抬起头

作者 Andrea Ferrario

由于来自中国的订单减少以及工资下降,北韓的非正规就业正在迅速增长。与此同时,金正恩向中国派遣的工人之间的紧张情绪也在加剧,原因是他们工资中不断增加的扣除额,用以保障北韓政权的收入。与此同时,俄罗斯已成为北韓新的 “黄金国”,但代价是工人面临严重的语言和文化隔离。

米兰(亚洲新闻)——谈到北韓工人时,相关讨论通常在两个同样扭曲的极端之间摇摆:完全漠不关心与无助的齿轮。

然而,从现有信息中呈现出的现实却截然不同,更加复杂且悲剧性更强,正因为其中充满了真实的紧张关系和挑战自动顺从刻板印象的抵抗形式。

国内工作

在北韓境内,官方就业早已无法保障基本生计。

国家工资维持在每月约四至六美元,而自2020年以来,大米价格已翻倍,达到每公斤近6,000北韓圜(约合30至40美仙)。

工资已成为一种行政上的虚构。人们的生存依赖于非正式工作和临时性岗位。

过去两年,由于来自中国的分包订单崩溃,生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

中国工厂在刺绣、假发和假睫毛等传统北韓出口品上的自动化,已消除了北韓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取而代之的是零散工作的大量涌现,包括建筑领域的杂工和农业中的季节性雇佣,这些工作往往以实物支付而非货币。

国家分配劳动的社会主义话语,与人们为获取食物和燃料而采取的日常权宜之计并存。

另一方面,政权以加强工作场所的意识形态控制来应对经济危机。所有工人必须参加每周的学习会议,研读党的指示。

大型项目的活动和宣传虽然在形式上是自愿的,实际上却是强制性的,未参与者可能面临失去粮食配给的风险(如果还有配给的话)。

在多个省份,尤其是东北地区,政府试图强制加班以弥补生产不足。

在惠山,命令在非正式抗议爆发,而且工作效率下降后被撤销,这显示出政权目标与疲惫民众实际能力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在北韓,工作已不再是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如果曾经是的话),而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却与日益不稳定的物质现实发生冲突,整个体制正显现出裂痕。

中国的情况

这种多重压力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边境另一侧正在发生的情况。几十年来,向中国派遣工人为北韓提供了经济和政治上的生命线,但在过去两年里,这一机制在双方都开始出现崩溃迹象。

2024年10月,约有4,000名北韓工人在一个月内从中国丹东被遣返;尽管工人流动仍在继续,但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速度有所减缓。

中国当局主要针对员工少于200人的小型工厂,这些工厂主要从事服装和电子产品的组装。

与此同时,因轻微行政违规而进行的大规模遣返事件不断增加,纪律严苛几近奴役。例如,未经授权的请假或携带打算寄回家的物品,就足以成为遣返的理由。

对于仍留在中国的工人来说,工作条件迅速恶化。轮班时间可达13小时且没有加班费,在一些工厂中,唯一的 “奖金” 仅是额外的口粮。

然而,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工资。最初承诺的每月2,000元工资,最终变成了300元至700元不等的实际支付。其餘部分则被负责管理工资账户的北韓官员扣留,用于上缴国家的 “外汇配额”。

这些 “配额” 最高可达收入的70%,而截至2025年3月10日,平壤已通过法令将其翻倍。2025年3月中旬,大连一家水产加工厂爆发了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

北韓工人获得了罕见的五天假期,官员们可能认为这是足以缓解紧张局势的让步,但当工人要求提取自己的储蓄时,却遭到断然拒绝。

争端迅速升级。当地民众的介入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管理人员随后发放了少量款项,并强制要求保持沉默。

这并非孤立事件。早在2024年1月,中国吉林市就曾发生北韓工人,因长期拖欠工资而攻击一名主管,后者因伤势过重死亡。

如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充满机会却变成牢笼的悖论之地。

中国当局积极配合对北韓工人的纪律管控,而中国工厂则加速自动化生产,淘汰了那些多年来支撑整个体系的分包订单。

工人因此被困于两种权力机制之间,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使他们变得可有可无,前景愈发黯淡。

俄罗斯成为新战线

在中国关闭就业通道并加紧遣返的同时,俄罗斯则敞开大门,为北韓工人提供了新的机会。

从2024年到2025年初,已有数千名工人前往俄罗斯联邦,主要从事建筑和西伯利亚伐木工作。

他们的具体人数尚不明确,根据不同来源估计,从几千人到数万人不等。

关于工资,南韩的研究估计平均月薪约为800美元,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真正发放到工人手中。

为规避联合国禁止 “输出” 北韓劳工的制裁,北韓方面采用了早已成熟的规避机制,包括使用学生签证或通过正式掩盖的方式,伪装真实的雇佣合同。

一些新闻调查显示,北韓工人甚至被安排进入俄罗斯大型的物流和分销公司,这表明就业范围正在扩大。

平壤方面也已开始协商派遣医疗人员,作为更广泛合作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建设医院和开展医学培训项目。

在俄罗斯,与中国一样,北韓政府对工人每月必须向国家缴纳的外汇配额进行了大幅上调。例如在萨哈林,每名工人需缴纳的金额已从62,000卢布翻倍至约124,000卢布。

由于俄罗斯公司将全部工资直接支付给北韓方面的代表,配额翻倍意味着工人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大幅减少。

为了维持寄回国内的汇款水平,许多工人被迫延长工作时间或承担额外任务,而他们的储蓄在日益严酷的物质条件下不断减少。

这种剥削模式复制了在中国已然存在的体系,但在一个更加孤立、且较少受到国际监督的环境中运作,这得益于莫斯科与平壤之间战略伙伴关系所提供的政治庇护。

俄罗斯如今成为北韓政权新的“黄金国”。对工人而言,这不过是在不同环境中复制原有的剥削体系,面临相同的约束与压力,同时还加剧了地理距离、语言和文化上的隔离。

北韓的劳动体系建立在一个日益脆弱的平衡之上:外汇榨取、意识形态控制,以及工人抵抗能力之间的博弈。

大连与吉林的冲突表明,即使在极权体制下,抗议的空间依然存在。

在这些抵抗行为中,我们得以一窥工人对自主权的渴望,这打破了他们被动如机器人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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